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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大城市病”这场战役中，实现首都人口调控目标，无疑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越是难啃越要啃，北京市政协今年将“人口管理体制机制”作为年度协商重点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考察、座谈研讨和协商恳谈，力求在人口调控中理顺最为关键的体制机制问题。

6月30日，北京市政协召开“完善首都人口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协商恳谈会。这也意味着，北京市政协该年度重点协商议题，在历经半年的扎实调研座谈后进入最后结题阶段。

“到2020年，北京市人口总量要控制在2300万以内，其中城六区常住人口总量要实现比2014年减少14%。”会上，北京市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周继东直言“压力山大”。他说，要在四年时间内实现人口调控目标，必须要形成合力，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连贯的、统一协调的、权威的首都人口管理体制机制。这是周继东的观点，也是委员们的共识。

在此前的专题调研座谈中，委员们发现当前人口管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宏观管理体制功能发挥不充分，法治保障不足；相关部门职责分散，既有交叉又存在空白；上下联动不畅、左右协同不强；政策调整不及时，缺乏有效匹配；底数不清仍然突出，考评激励问题显现。

“北京是首都，既具有几个直辖市的普遍性，又具有首都的特殊性。因此在人口管理上也要充分考虑到北京的特殊性。”李申虹委员所说的特殊性，在人口管理上恰恰是难点。因为是首都，如果中央国家机关、部分国企央企、军队和高校院所等各方面制定的人才引进、人事调动政策不能与北京市人口总量调控目标相一致，北京市人口调控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因此积极推动建立北京市户籍指标管理会商机制尤为重要”。

人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北京的人口调控工作已不单单是北京自己的事情。因此王翔委员提出，北京应把人口调控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一些鼓励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至少不能与人口调控相矛盾，允许北京在人口政策上进行有差别的先行先试。

委员们的发言一个紧接一个，丝毫没有空隙。一些委员只能靠插话，取得发言权。即便如此，委员们也称不上这场协商恳谈会的唯一主角———相关委办局负责人“抢话筒”的技术丝毫不逊于委员们。而这全都有赖于会议开始前，全程带队调研的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李长友的一句话，“允许随时插话、可以展开讨论”。

“在当前北京市的人口管理系统里，户籍人口管理在公安，流动人口管理分散的部门较多。为了完成市里人口调控目标，29个市级部门，基本每一个都有责任，并明确了各自的责任清单，从而实现人口的统筹。”听到委员们在人口管理的部门上有诸多思考，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素芳赶紧抓住“机会”介绍道。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邬春仙提起了去年的一个调研。她说，调研显示医院对人口的吸附作用非常大，1个人进北京看病，会产生4个人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把“数”先搞清楚，给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为了精确检测人口数量，我们还从用电量、用水量以及用盐量来推算人口数量。能做的都在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希望中央可以从资源分布上进行疏导，这可能比北京市自己单打独斗效果更好。”

无论如何，在人口调控目标的实现上，还有一个政策“落实”的问题。而这离不开一个清晰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委员们建议要把考评激励的效能体现在减人上，要疏解存量，还要控制增量。此外，考评激励机制要体现责权一致的原则，准确确认责任主体，义务手段相匹配，考评结果还要大家看的见。

时间已严重“超时”，人口调控话题的讨论还没有停歇的迹象。用北京市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张坚的话说，北京的人口调控是一个复杂艰巨和长期的战略任务，统一协调的管理体制、顺畅高效的工作机制是做好人口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也唯有上下一致、左右协同，同心、同向、同行，才能取得更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