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鄂尔多斯“鬼城”样本的警示性仍在，中小城镇还是遏制不了大建大扩的“雄心壮志”，其结果是造就更多白天人少车稀、夜间只数点灯光的“空城”。

新华社近日报道称，在特大城市试图“减员”、中小城市扩容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扩张计划。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3500多个，这些新城区的规划人口达到34亿。

34亿，全国人口的2.5倍。这种规划显然脱离实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不管城镇化的增量怎么算，也填不满34亿人口的“大坑”。

颇为荒诞的数字背后是城市规划的行政干预色彩过分浓厚，地方官员抵御不了土地财政带来的政绩和GDP诱惑，不切实际地为城市建设“画大饼”。

中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产业发展滞后，在经济上“来快钱”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抓住城镇化带来的卖地契机，因为人口、土地、房地产、地方财政联系紧密、环环相扣。每多一个人进入城镇化序列，与此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就多，潜在的土地出让收益就多。

近些年，各地纷纷规划大增城镇人口，一些中小城镇的目标人口甚至超过了当地城镇加农村人口总和。紧随而来的，就是大卖土地和热火朝天的提前建设，平地造新城、四面皆新城因此成了中国城市化中的典型现象。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约为同期城镇人口增幅的180%。

土地是非可再生资源，大肆出售土地是寅吃卯粮、预支未来财政收入的做法。外观靓丽的新城和经济数据或让时下地方官员一日九迁，但遗憾的是，产业还是那个落后产业，并没有同步发展，接任者可能面临土地收入锐减、经济结构继续不科学的困境。

其实产业困局在新城规划中就已非常明显。这类行政造城功能单一，住宅用地比例常常远远超过商业和工业用地总和。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别谈引入人口，单是止住人口流出就是个大问题，房子卖给谁因此成了亟需解决的难题。

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即便是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近日也不得不出台“八大措施”降低库存量，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和资源型城市，去库存任务无疑更为艰巨。

稳健的城镇化通常与产业化相伴，因为人口流动追逐的是就业机会、是发展前景，而非千万间广厦，这才是一线城市人口聚集、房地产始终高烧不退的根本原因。中小城镇筑巢引凤、以建定需的任性行政规划是倒果为因，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更造成资源浪费和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

中小城镇要完成去库存任务，还得对症下药，短期内当然得制定“应急”政策，如减少建设用地供给、帮助当地农民工进城、鼓励开发商租售并举等降低存量的措施——正如目前多地出台的政策。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走出观念的误区，地方政府需认识到人口聚集和流动有其自身规律，并突破急功近利的惯性思维来尊重规律。这就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科学持续的城市规划，提供高品质的城市空间，以及更为重要的，形成城镇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在此背景下，地方和中央政府应共同发力发掘出规律的力量，前者需要形成对官员良性的考核机制，如延长地方官员的“土地冲动”追责时间、考核指标多样化等，后者则应通过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地促进各地均衡发展，指导和调控各地的产业升级。毕竟有了不需日日大拆大建的良性产业，民众才能大显身手、才能扎根“安居”，而有了“安居”才会有城镇的熙熙攘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