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6月18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02.7万人，占38%。近几年，北京常住人口增速持续放缓，过去三年每年新增规模均未超过60万人。

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目标。人口过多被认为是一些特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很多大城市也采取相应措施疏解人口。

“城市病”是由人口数量增多造成的吗？如何解读越来越严格的人口疏解措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认为，北京市外来常住人口总趋势一直在增加，只是近些年的增长速度在下降，严格来说，靠人为控制很难实现人口规划，每次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标在短短几年内就会被突破，希望达到的控制目标与现实情况差别太大，实际增长非常快，这已经是近20多年的趋势。

对于近年北京采取的一些人口疏解办法，乔晓春说要想调控人口，前提条件是合理规划城市功能，而不是直接针对人下手，这不但涉及到人权问题，最关键的是现在已经无法限制人口的流动。如果从调整城市功能入手，一定程度可以解决人口问题，但相对会慢一些，比如大企业或单位的外迁，地铁向外延伸等，都可视作调节城市功能的举措。

乔晓春也坦言，很多政策还是直接针对人口的，而非从城市功能角度去考虑。这么多年来，北京市面临的一项很大压力就是控制人口数量，城市功能的调整一定程度上也是为调控人口做准备，以调控人口为目的，把有些公共问题看成是人口过多造成的，进而出台一些单纯针对人口的措施。

但是，人口多有时并不必然导致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等问题。乔晓春将北京与大东京都市圈（编者注：指以东京市区为中心，半径80公里，东京都、崎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共同组成的都市圈）做比较，该地区人口三千多万，占日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交通并没有显得那么拥挤。乔晓春说，北京地铁回龙观站高峰期人非常多，就在车站外面围栏杆，让人在里面绕圈，控制人流，以免都挤到车站内更危险，可为什么当初修建地铁的时候就没有想到那么大的人口需求？把车站修的长一点，宽一点？据乔晓春介绍，东京的地铁高峰时期也很拥堵，但他们的站台很长，车也很长，有十六节车厢，疏解的也快，“如果我们的地铁也那么长，还会那么拥堵吗？”

“这是人多的问题吗？”乔晓春说，这是规划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所以，核心还是规划出了问题。城市规划需要有战略考虑，不能只考虑到眼前，也有一些干部向乔晓春解释过，称当时没足够的钱支撑更大的地铁建设规模。

乔晓春还指出，有关部门对北京市人口增长速度的判断是失误的，北京曾提出要把人口控制在1200万，结果没几年就远远超过这一数目，而后又提出人口控制在1800万，照样很快就被超过。而相关的城市建设又是与人口规划密不可分的，最终导致现有城市的承载量出现很大问题。

在乔晓春看来，现有问题已经很难再通过城市内部的微调加以解决，比如，地铁和环路的修建密度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程度，不可能拆掉原有设施重新建设，在现有条件下，人口只能向外排，比如将地铁铺向远郊，而且需要有一定超前性。

除了人口增多所带来的城市病问题，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大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在教育等方面双方矛盾不断激化。乔晓春认为，公共服务首先是财政问题，如果所有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由地方财政负担，地方政府的压力会很大，比如要解决义务教育问题，关键还是要看中央能负担多少财政，地方政府要负担多少。另一方面，哪些地方公共服务解决的好就说明谁的财政负担相应会重一些，“北京难道出不起这些钱？”乔晓春说，就看敢不敢下这个决心，愿不愿意拿出这部分资金，教育不是理念问题，而是财政问题，需要地方政府综合考虑，要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