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于近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题为“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的演讲时说，现在讲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影响内需增长缓慢需注意两个问题：一个在经济领域，恩格尔系数比较高，食品价格比较贵；一个是居住形态，他把中国的居住形态叫做“集体主义的居住形态”。中国的城镇化之路需要土地制度改革来推进。

土地本来不是什么问题

中国土地按照做经济地理的专家给出的结论，大概60亿亩适合人类居住，人均有4.4亩

党国英认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土地资源状况不影响中国城镇化。可以将中国跟欧洲的荷兰做比较，因为荷兰土地制度被美国学者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土地制度”。荷兰的每亩城市用地的产出大概是160万元人民币，深圳是153万，中国的平均数是30万。如果我们通过努力，全国的城市建设用地都达到深圳的水平，我们的GDP总量可以翻5倍。毫无疑问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状况。即使现有的城市用地不用扩张，就足以满足我们经济增长的需要，而且空间特别大，这就是为什么说本来土地不是问题。

土地最大的问题是浪费，GDP每增长1%，我国所占用的耕地是日本同一数据的 10 倍左右，我国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很低。

党国英认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居住形态需要大大改观，他把中国的居住形态叫做“集体主义的居住形态”。

它有这样三个特点：一个是我们的居民没有土地财产权，土地使用权都是共同共有，因为主要是楼房。第二，中国居民区占城市建成区的比重一般在25%以下，法律规定标准是25%-40%，而欧美国家一般是40%-60%。第三，我们的独栋房屋占的比重特别小，欧美国家大大超过我们。比如在荷兰——这是所谓紧凑型城市发展的典范，它的独栋房屋占总房屋的比重一般是50%，甚至70%。

这样一个居住形态能不能改？比如我国独栋房屋的比重能不能提高到所有房屋的60%左右，把我们的居民区占地比重由25%提到45%，能不能做到？党国英认为，完全可以做到。

因为我国的建设用地大概是5亿亩，城镇村及工矿占地4.6亿亩，假定土地利用的存量可以调整，能不能切出来9千万亩做住宅用地？应该可以，因为其他欧美国家都能做到。如果存量可以调整，我们切出来9千万亩做居住用地，中国人的居住品质可以达到欧洲的水平。总量调整很困难，我们不能把现有高楼都炸掉。如果做增量调整的话完全有可能性。

这样一个土地的状况，让中国人居住水平达到欧洲的水平没有问题，所以这是土地不成为问题的又一个原因。

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

土地不成为问题还要讲到农业，中国的谷物单产是美国的78%，如果我们的单产达到美国的水平，全国播种12亿亩就搞定了，12亿亩的粮食播种就行了。我们现在实际上要播种峰值大概是18亿亩。如果我们18亿亩的地只播种12亿亩，可以让一些地休息、可以轮作，可以少用化肥、少用农药。可以满足口粮、饲料用粮等，都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的土地为什么还有一些问题需改革？

党国英认为，首先是农业的问题，中国农业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低，如果我们的农产品价格特别是谷物降低30%，就有可能和国际市场形成一个抗衡的价格。但是一降价，农民没法种了，甚至大农场都没法种了。

中国人的吃饭成本受农业成本的影响很大，我们恩格尔系数吃饭开支占总开支的比重是30%，美国人是12.6%，。一个国家的吃饭成本低，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敢于消费，可以使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不一定成天想着要储蓄，可以使这个国家的国民职业选择的行为发生变化，就可以敢跳槽、敢炒老板的鱿鱼。人的一生吃饭没有问题，住房没有问题，何惧之有？这样国民的创新能力将大大提高，创新型国家也就指日可待。

关键还是要思想解放，如土地承包制曾经是个敏感的话题，其实就是给农民以使用土地的自由，结果生产力大大提高。现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土地制度实施进一步的改革，唯有大胆改革，才会释放更大的潜力。

深化城乡改革的路径包括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提出要走城镇化之路，就是要深化城乡改革的路径包括土地制度、土地规划。

在谈到国土规划政策时，党国英认为，中央要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国土资源规划管理政策框架，强化分权管理，建立各级政府分权管理半径，彻底解决各级政府在土地规划管理责权利不清所引起的负面和博弈问题。

要加大耕地保护力度。他建议，可以考虑用“农业保护区制度”替代“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最终出台“农业保护区法”。划定农业保护区，可划30亿亩。中国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是60亿亩，30亿亩划成农业保护区，去掉20%的河流道路宽打宽算，还有24亿亩。

党国英认为，在农业保护区之外，统筹城乡建设用地，把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到3亿亩，有人问，“你不是说我们城市建设用地本身使用率效率不高，为什么还要增加呢？”他认为自己说的是城市用地增加了，不是说全国的建设用地增加了。这个2亿亩增加到3亿亩，这1亿亩来自哪里？来自农村建设用地。

他说，这是我们增量的调整，这是一个务实的做法，把居住区的比重放在40%，有1.2亿亩做居住住宅用地，现在就是五六千万亩，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会让我们中国人都住到欧洲的水平。大部分人都能住上独栋楼房。

党国英认为，如果这个事情做到，意义非常大，可以大大地扩大消费，单说对建筑、建材行业就会有很大的拉动。可以想象，这个数字是非常巨大的，会极大地拉动消费，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非常大。

第二个好处是，改变现有居住形态，我们现在这种集体主义的住宅方式极大地伤害社会稳定，极不利于社会和谐。环境心理学对此做了很多具体的研究。如果这个事情做到了，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是可期望的。

这个改革，关键是理念的问题。党国英希望通过土地改革，让中国人的居住形态有大的变化。

实施城镇化，有些因素会影响以后的城市变化

党国英认为，中国实施城镇化，有些因素会影响以后的城市变化。

第一个因素，现有城市格局对于未来的城市可能有影响，判断未来的城市怎么样变化，目前的城市格局肯定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农业现代化以后，留在农村的人口比较稳定，他们不大愿意迁到城里头去了，城乡人口流动均衡水平这个因素对城市有影响，中国的农业人口剩下3千万户的时候，一户算3.5或者是4个人，就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第三个因素，日本学者有一个研究，一个城市的机动车的半小时路程范围里头，农业的水平比较高，离开了这半小时的路程就有问题。这个因素是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重要的约束因素。

按照这个分析，我国每1200平方公里需要一座城市，这是按胡焕庸线以东的面积来算，没有算青藏高原。在这个区域里头需要3300多座城市，这是城市的总量，现在我们官方的说法是600多座。

第四个因素，逆城市化人口。美国的城市是这样的，1个农业人口伴随9个农村人口，住在农村的不一定都搞农业，把那9个看成逆城市化人口。将来估计比较合理的是，全国农村人口是1亿户，其中3千万户是职业农民。

第五个因素，教育及学校设置因素。所有的公共设施里，农民流动还是不流动，第一位的因素就是能不能挣钱，第二就是孩子上学怎么办。全国农村不要让孩子与父母分离，少出现留守儿童，必须有3万个大的居民点，一个居民点能设一所小学。

党国英说，这是对未来城镇化的总的估计，这个估计有利于农业的现代化，有利于城镇化，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