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6月开始，我国诸多城市尤其南方地区降雨频繁，造成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8月18日以来，河北、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降雨，宁夏贺兰山沿山地区多处引发山洪，经紧急救险，5000多名受灾群众及时安全转移。

城市规划需“补课” 筑好天然屏障挡住水灾

有人说，洪涝是天灾，天要下雨人无奈。但实际上，天灾的背后，恰也暴露出了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这其中隐藏着的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洪水即便是“灾”，如果不是人们对生态系统一直以来的破坏，也不至于变成今天的“害”。

洪灾是对政府管理水平的一次考验。这不仅包括抗洪救灾中如何发挥政府动员力量的体制优势，也包括灾后反思城市规划和发展思路等方面的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7月6日在湖南、湖北等地救灾现场所指出的，中国城市规划需“补课”，我们建设中的历史欠账需要补上。一次又一次的洪灾肆虐表明，以往粗放的城市化运动不能再继续了，掠夺式的围湖造地等生态破坏不能再继续了。

我们要尊重大自然，把建设生态文明落到实处。只有走出“人定胜天”这个长期深植在意识形态之中的误区，生态文明在中国才能迈开大步。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开始将这一执政理念放到国家重要战略的高度。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大文明建设”和“命运共同体”，更是将这一理念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态文明不再是理念构想，而是现实迫切需要。

抗洪救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次检视，这不仅要求提升国家防灾治理水平，也要求国民提升防灾意识和践行生态理念。

拷问一：蓄洪能力够不够？

在湖北省第二大湖泊梁子湖，其水位于7月4日达到警戒水位20.50米之后节节攀升，7月8日下午7时创下纪录达到21.49米。超过保证水位已长达7天。

7月14日7时，伴随着爆破带来的泥土和浪花，梁子湖与下游牛山湖之间的隔堤实现爆破。原本是同一座湖，被人们生产生活围垦分成数片水域，在连日暴雨的形势下再重新炸掉堤坝恢复成一片水域。

梁子湖水位之所以不断攀升、居高不下，一是由于今年达极值的强降雨历史罕见，二是由于湖泊过度围垦，减少了湖容，三是外排能力严重不足。

从梁子湖这一事件分析，厄尔尼诺现象虽然带来了大规模的集中降雨，是发生洪水的首要原因，但一下大雨就出现大洪水，这无疑暴露出了各地蓄洪能力的降低。

其实，暴雨降到土地，土地上的绿植、湿地、湖泊本就具备蓄洪能力。绿色植被可以充分吸收水分，大雨季节制止山洪暴发，干旱季节保湿涵水，据专家估计，10万亩森林的蓄水作用相当于一座200万立方米的水库；其次，天然的大江大河可以疏通大水；第三，与大江大河相连的大小湖泊可以调节水位。

然而，这些具备蓄洪能力的天然屏障，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近年被人们肆意破坏，再也难以抵御洪灾的侵袭。

国家林业局此前公布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近10年来，我国湿地面积减少了339.63万公顷，相当于减少了两个北京市的国土面积。“基建占用和围垦仍然是目前我国重要湿地受到的主要威胁，受影响的湿地范围仍然占有较大比重。”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说。

再说湖泊，20世纪50年代，湖北有湖泊1066个，总面积达8300平方公里，由于围湖造田和泥泞淤积，目前，湖北仅存湖泊309个，总面积缩小到2656平方公里。素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如今，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百湖之省”了。这次大洪水，虽长江干堤未损，但所围的湖田均发生内涝。省会武汉，这个本因湖泊众多，最不怕雨水漫城的城市，却一次次经历严重的洪涝灾害。

国土资源部近日下发了《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的指导意见》，要求必须因地制宜，从自然条件和生态建设要求出发，科学合理地做好规划，严禁违反规划擅自毁林开荒造地，擅自填海、填湖、填湿地垦造耕地，破坏生态环境。

近年来，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压力下，一些地方存在擅自填海、填湖、填湿地等行为，尽管短期补充了耕地，但破坏了滩涂海岸、湖泊湿地环境，不仅耕地质量难持久、易退化，而且长久损害自然生态，造成无法修复的环境损失。

许多专家坦言，尽管我国各类保护区域都划得比较大，但实际上没能实现应有的保护，更没有形成一个确保国家生态安全的格局，生态退化形势仍在加剧。

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曾指出，长江上游的绿色植被破坏，长江中下游的围湖垦田，是长江水患愈演愈烈的两大根本原因。生态系统中相关元素的破坏也使得原本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打破了规律，如同人一样，内分泌紊乱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带来严重的伤害。

基于此，“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被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红线一般是指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生态红线也就是严格的生态保护之意。此次洪灾过后，我们有理由对这条“线”更加期待。

拷问二：大小河道通不通？

邢台大贤村，这个处于邢台开发区中心，却又是在邢台市城区边缘的村庄，在今夏成为整个河北省洪灾中最刺目的伤疤。

7月20日凌晨，急剧降雨造成的洪峰，沿着邢台城南的七里河奔涌向前，到大贤村突然遇到了瓶颈，于是决堤而出，周围12个村进水，大贤村伤亡最惨重。

在当地人看来，防汛意识不足、堤坝被铲、河道被堵、桥洞几乎填满，是导致上游下来的洪水在大贤村附近突然暴涨冲向村庄的主要原因。

说洪涝，常提到的就是“水多”、“难排”；如果说历史性的急剧降水是“水多”的主要成因，那么“难排”有时是因为遇到了一些现实因素。正因为这些因素的聚集，让这个20年没有发生过洪灾的地区也经历了对他们来说的小概率事件。

近年来，从城市到农村，大小河道几乎都存在着“难排之隐”。

最近，国内多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黑臭河治理观察简报》，盘点各地黑臭河名单更新情况、治理计划和进度完成状况。简报指出，目前全国黑臭河水体已由2月公布的1861个增加到1945个，555个水体没有公示计划达标期限，占总数的28.5%。“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反过来，河水臭了，水流必然也不会畅通，这是造成雨水骤然剧增的一大原因。

另外，人水争地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一些挨着河边的城镇，往往大面积侵占河道和行洪通道。很多城镇河道两侧自然的斜坡，现在变成了好看和坚固的防护墙。很多地方原来开阔的河漫滩，往往也被大量高大建筑物所侵占。房地产商无一例外地用高价的河景房吸引着人们的眼球，结果是缩小了行洪断面，增加了洪涝灾害风险，“沿河楼不少，河堤遗患多”的新闻也比比皆是。

要想让大小河道畅通，就要加强流域性的生态环境恢复与治理。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许强认为，就水灾害而言，洪水灾害往往是全流域性的，抗洪抢险往往需要全流域干支流、左右岸共同协防。治理也必须进行统一的流域规划，根据流域的特征，采取各种措施从根本上减少流域洪涝灾害。

拷问三：防洪设施行不行？

同样是遭遇集中性暴雨，有的地方如一片汪洋，有的地方却安然无恙。

6月30日~7月6日，合肥降雨量累计达639毫米，相当于往年半年的降雨量，是55年来同期降水最多的一次，也是近30年持续降雨时间最长、强度最大的一次。

曾经也是逢雨就看海的合肥，排水不是强项。然而，在这次考验中，合肥全城道路无一处出现严重积水，无一小区出现内涝。

功劳归于合肥起步较早的“海绵城市”建设。据了解，2010年汛后，合肥市痛定思痛，出台了系统性防涝综合规划，按50年一遇即24小时内降雨231毫米的标准，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城市防水排涝体系建设中，而首要的理念就是“造湖”“造绿”，通过生态屏障渗、滞增强“锁水力”。自此，造湖、扩湖在合肥多个区域同时展开；造林、建造良好的人工湿地系统，也同步进行。合肥还利用城市公园绿地地下空间，建成两个地下“大水缸”，调蓄能力超过两万立方米，一旦地下排水管网超负荷，立即启用蓄水。

合肥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城市合理的规划建设对于灾害预防起到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如今，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建设速度过快，大量占用原本具有自然蓄水、调洪、错峰功能的洼地、水塘、湖泊、水库等，降低了雨水的调蓄分流功能，破坏了城区内自然排水能力；大面积地表硬化阻碍了城市地表水下渗和蒸发，地表径流增加，产流汇流速度加快，致城市低洼地方容易积水。此外，中小河流防洪标准相对较低，部分排涝设施老化失修，城市排水管网系统的雨污分流不到位，排水管网系统建设的历史欠账太多，专项规划理念滞后，赶不上城市快速发展的建设步伐。

为此，许多专家建议，要提高城市防洪排涝减灾能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缓解城市水资源压力，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具有吸水、蓄水、净水和释水功能，建设城市雨洪集蓄、滞缓、调蓄、利用体系，增强城市的蓄水能力。

同时，还应启动行、蓄洪区建设，践行疏堵结合的治水理念。在抓好退田还湖的同时，按防御大洪水和特大洪水要求，以流域为单元，选择部分万亩以下圩口作为行、蓄洪区，严禁在此区域恢复和新建居民区，促进人水和谐。

在这方面，北京为全国开了一个好头。日前，北京市规划委透露，《北京市中心城排水防涝规划》已经获得市政府批复。《规划》显示，未来北京市将建成73处以滨河公园形式呈现的蓄洪蓄涝区。这些“蓄水池”的修建，是北京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

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我们对自然的破坏，而引来的大自然的报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是有效抵御天灾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