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刚刚闭幕的G20杭州峰会中，绿色金融被首次纳入讨论，这吸引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同时也获得了积极反响和广泛支持。我们来设想一下，人口发展能否引入绿色的概念呢？过去十年中国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史诗。我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594亿人，占总人口的36.09%；到了2010年城镇人口6.655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49.68%，比2000年提高了13.59个百分点，十年城市人口总量增加2.10963亿。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常青松从以“人”为核心的“供给侧”和以“城市”为导向的“需求侧”两个方面来探讨人口城市化的优化发展，首创了“绿色流迁”的人口理念，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一、我国人口城市化“质”与“量”的双重挑战

人口增长来自于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增长两个方面，其中人口的机械增长又称为人口流迁增长。中国城镇人口自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就进人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阶段，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是乡村人口移动所致，这包括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

过去十年中国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史诗。我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594亿人，占总人口的36.09%；到了2010年城镇人口6.655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49.68%，比2000年提高了13.59个百分点，十年城市人口总量增加2.10963亿。未来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将持续推进。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十三五”要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届时，城市人口规模和增速异常迅猛。

然而，城市化的本质在于提高人的“城市性”：一方面是实现“量”的突破，推进农业人口向城市的空间迁移；另一方面是实现“质”的提升，使农业人口在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现代的城市性转型。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城市化面临着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共融和环境优化等三个方面的突出挑战，具体表现在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就业、教育、交通、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安全生计，人口老龄化，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空气与水的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上。因此，如何在迅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人”与“城市”的“双赢”优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人口城市化的优化发展：绿色流迁

人口城市化的目标理应包括“以人为本”和“城市发展”两个核心要义，这就需要从以“人”为核心的“供给侧”和以“城市”为导向的“需求侧”两个方面来探讨人口城市化的优化发展。从需求侧而言，就是要改善人口流迁的机制和优化流迁人口的结构，实现迁入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供给侧而言，就是要提高流迁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水平，释放更多的人口红利和城市福利。为此，笔者把“绿色理念”引入到人口流迁的思考之中，提出了“绿色迁移”的理想类型。

绿色理念被引入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绿色经济”、“绿色产品”、“绿色设计”、“绿色物流”等。绿色理念被引入人口流迁研究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绿色理念的核心特性在于发展的可持续性，绿色流迁行为的发生不仅满足流迁个体的利益需求，而且还要兼顾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其次，绿色理念重视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向以资源的循环利用及环境的稳定改善的发展模式转变，绿色流迁要给迁入地带来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优化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给及使用效率；最后，绿色理念从传统的数本主义向重视发展的内部结构及层级变化，重视内在和外在和谐统一，达到整体和部分的利益共赢。

“绿色迁移”的核心内涵是指以符合迁入迁出地的可持续发展为主旨，以充裕的人力资源补给、较高的专业技能素质、优化的性别年龄结构、合理的地域分布、友好的自然资源环境关系为核心，以实现迁移人口和当地经济、社会及生态等方面共赢发展的目标。要实现“绿色迁移”的目标，就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

第一，要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迁入的规模和数量，保障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补给。近年来，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的双向低迷，许多城市的年龄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都在逐渐增加，人口的抚养负担日益严峻，人口劳动力资源相对不足，“人口流失”（流入人口少于流出人口而造成当地常住人口减少的现象）和“人口迁移亏损”（迁入人口少于迁出人口而造成当地户籍人口减少的现象）比较突出。大量的人口迁入可以在数量规模上弥补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人口流失”和“人口迁移亏损”，改善较高的抚养系数，缓解老龄化给社会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第二，提高迁入人口的专业技能素质，积极推进“低碳迁移”行动。“低碳迁移”意指迁移人口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的技能和丰富的社会资本，不但为迁入地节约了因开发人力资源所消耗的投资，而且提高了当地人力资源水平，即以最少的投资取得最大的回报。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所消耗的迁入地的资源远远小于他们所给当地所带来的财富。因此，“低碳迁移”也是一种“集约型迁移”。

第三，优化迁移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首先，根据职业性别社会化的要求，合理优化迁移人口的性别结构，满足特定职业的性别分化要求。同时，合理的性别比例还可以优化当地的婚姻市场结构，保障人口的性别安全。其次，对于近年来中青年劳动力资源的占比逐年降低，而社会抚养系数在逐年增高的城市，要加大迁入中青年人口，缓解当地年龄结构日益老化的困境，优化劳动力资源的年龄结构和潜力。

第四，合理规划人口分布。一方面，从迁入源来看，要扩大人口迁流的空间辐射范围，积极加强该地区的辐射能力，发挥当地的优势资源，扩大外省市的人口迁入和国际迁入；另一方面，从迁入地来看，要对迁入人口合理归流，科学规划，妥善安置，符合当地的用人需求和社会发展。

第五，积极提倡“人口迁移的包容性增长”，构建流迁人口和当地资源环境的和谐友好发展。许多城市出现的“空挂户”现象忽略了迁移人口的优化和对迁入地的影响，浪费了城市资源，架空了城市发展的潜力。“人口迁移的包容性增长”指出人口迁移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机械增长，而是以追求提高迁入人口和当地人口的生活质量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的人口增长。

三、构建人口流迁的“绿色通道”

实现人口的“绿色迁移”，必须要大力构建人口流迁的“绿色通道”。人口流迁的绿色通道可以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及当地社会各界积极构建有利于人口迁移的制度保障、优惠政策及包容开放的环境氛围，增加人口流迁的便捷性、吸引性、融合性及共赢性。其制度安排的着眼点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致力于解决流动人口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满足流动人口最为现实的需求，实现流迁者“安心流迁”，城市“有备流迁”。相关部门要积极健全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六大战略”：推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均等化战略”，实现流动人口的教育市民化；推动流动人口“医疗服务均等化战略”，实现流动人口的健康市民化；推动流动人口“住房政策均等化战略”，实现流动人口的居住市民化；推动流动人口“就业培训等化战略”，实现流动人口的职业市民化；推动流动人口“司法服务均等化战略”，实现流动人口权益市民化；推动“流动人口“生活服务均等化战略”，实现流动人口的生活市民化。

其次，尽快实现流动人口的身份市民化。实现以上几个方面的市民化是“有限的市民化”，流动人口由于户籍政策的限制，还没有实现身份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其间伴随着身份地位、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民主权利的一系列变化。有研究指出，农民市民化至少包括相互关联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即农民的非农化职业转换、农民的城市化地域转移、农民的市民化角色转变。其中，非农化职业转换是农民市民化的起点，城市化地域转移是农民市民化的基本标志，市民化角色转变是农民市民化的最终状态。在我国，只有当流动人口拥有当地的户籍，成为了政策意义上的真正“市民”，他才可能拥有和当地市民享受同等公共基本服务的权利。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作为核心层的制度安排，其意义在于“解除束缚”，促使劳动力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与充分竞争，消除城乡二元差异，使市民化的进程加快。身份市民化是实现其他市民化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实现教育市民化、健康市民化、居住市民化、职业市民化、权益市民化、生活市民化等有限市民化以及户籍上的身份市民化，才可以称作“彻底市民化”。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荐建立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政府规划指出，1至2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至4年内，除某些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到2020年，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让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政府不能再继续让户籍成为阻碍流动人口享受市民服务的鸿沟，相关部门要及早研究及实施户籍制度的改革，真正实现流动人口的“彻底市民化”转变。

最后，努力营造“平等、包容、安全、优化、健康、积极”的人口流迁文化，实现人口流迁的社会融合。长期的政策建议就是为了让流迁人口不仅在制度上、身份上不被排斥，而且还要在文化和心理认同方面融入当地，并且获得持续性的发展。由此可见，政府不仅要消除户籍制度的障碍，降低落户的标准，筹划落户的优惠政策和便利程序，还要构建积极、友好、包融的吸纳氛围，努力营造“平等、包容、安全、优化、健康、积极”的人口流迁文化。文化培养和本土认同都需要假以时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耕耘的过程，需要全社会不懈的努力。一旦“平等、包容、安全、优化、健康、积极”的人口流迁文化形成，那么实现人口流迁的社会融合就指日可待。

作者简介：常青松，河南焦作人，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与发展，老龄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