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大上海都市计划”土地使用总图初稿完成，右下有鲍立克、钟耀华等主要规划专家的署名。

上海江湾地区有着一系列民国建筑和以“国”字、“政”字开头的路名，它们为1930年代的大上海计划留下了些许遗产和痕迹。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以江湾为市中心区，建筑道路、市政府大楼和其他公共设施，最后因为1937年淞沪抗战被迫停止。但不为人知的是，就在内战爆发之际，当时的上海市政府三易其稿，为上海全行政区的未来50年做了详细的市政规划，即“大上海都市计划”。“大上海都市计划”于1945年10月启动，1946年完成初稿，1949年6月完成三稿，1950年经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批准，特予刊印三稿。

“大上海都市计划”最终只停留在图纸上，并没有付诸实施，因而最后只为上海史研究者、城市规划学者知道，并作为研究参考的对象。这批“大上海都市计划”稿，在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保存了60多年后，经该院整理编辑，日前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完整出版。这些档案记录了60多年前上海一批社会精英对未来上海的美好规划和想象，他们为未来几十年的上海规划好了铁路线、港口、机场、城市铁路、高架、高速公路等。上海目前已经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即面向2040年的“2040城市总体规划”，60多年前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依然能给规划者提供某些参考。

“为将来的新上海留下规划”

“大上海都市计划”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战后上海的重建和复兴，巩固和发展上海在全国的作用地位而编制的。当时的上海市政府设立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编制了“大上海都市计划”。1946年8月，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共有委员28人，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任主任委员，工务局局长赵祖康任执行秘书，其他成员来自于建筑、金融、工商、政法界，甚至还有医生。吴国桢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首先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战后上海都还没有恢复，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远大的计划？吴国桢的回答是：“本人觉得，即使为复兴工作，也要先确定今后都市建设标准，规定大纲及目前施政准绳。如全市分区：商业区、住宅区、工厂区、码头区等，当然有天然条件，但区划必须有规定，而后施政方有办法。若谈到花园都市，那么更要有计划了。外界以为都市计划为纸上谈兵，事实上并不如此。”

此后这个委员会存在了3年，1946年底初稿完成，1947年二稿完成，1949年5月上海解放，委员会并没有随旧政府倒台而自行解散，一直坚持到1949年6月三稿完成。“对他们的工作，陈毅也是肯定的。因为未来上海还是要发展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栾峰对早报记者说，“从一开始，这些专家很明确的，就是要立足长远，就是为上海，不是为哪个党派，也不太在意政局变化，而是要把事情做好。所以到1949年，他们还在做，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为将来的新上海留下规划。”

李德华：我当时只是一名技师

栾峰教授的老师李德华先生当年就曾参与到“大上海都市计划”中，九十高龄的李德华先生还为刚刚出版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写了前言。李德华先生曾回忆他在“大上海都市计划”里的角色：“我是作为技师参加这项工作的，相当于现在的技术员，在工作中主要承担助手职责。工务局里具体参与‘大上海都市计划’工作的只有我一名技师……我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列席讨论会，由我负责英文记录，另一位负责中文记录。第二天上午，由我对前一天的讨论内容进行整理。下午，前来协助工作的圣约翰大学高年级工读生会赶到工务局，有7-8人。由我带领他们，根据前一天专家讨论的要求，进行具体的绘图等工作，供当天的专家讨论使用。”

栾峰对早报记者说，当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专员钟耀华先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联络工作，招募了许多人才去为“大上海都市计划”工作，李德华先生就是由钟耀华先生招募进去的。钟耀华先生和李德华先生后来都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创始人。李德华先生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4年该校开设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课程，所以圣约翰大学与“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关系极为密切。圣约翰大学的现代城市规划课程的教授者是德国人鲍立克。从某种意义上，鲍立克主导了“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定。栾峰说：“鲍立克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李德华先生当年实际上也是鲍立克在圣约翰的学生，李德华后来离开委员会后，就去了鲍立克的事务所工作。”

鲍立克的城市规划课程当时是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一门课，后来就随建筑系整体搬到了同济大学，钟耀华和李德华两位先生也就都到了同济大学，成为该校城市规划专业的创始人。“一方面，鲍立克主导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留了下来，另一方面，他在圣约翰大学的课和那些学生也传承了下来。”栾峰说，“李德华先生是很肯定鲍立克的，核心技术方案是他定下的，他在‘大上海都市计划’中的影响真的很大，他代表的是德国的传统，也就是包豪斯的传统。”鲍立克于1949年10月离开上海回到东德（民主德国），在那里，他成为最重要的城市规划专家。

与当时世界先进城市规划理念和水平一致

“大上海都市计划”是上海结束百年租界历史后，首次编制的上海市全行政区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总体规划。“大上海都市计划”在分析总结上海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环境的基础上，以全球的视野、区域的角度、客观的态度、严谨的方法，首次探索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并系统引进了西方现代社会规划的思想。虽然最后没有实施，但其规划理念给上海日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带来了深远的意义，并对上海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我看来，‘大上海都市计划’在当时是跟国际接轨的，跟当时世界先进城市规划理念和水平是一致的。”同济大学教授孙施文对早报记者说，他举了英国在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为例，该规划是为战后的伦敦发展所做的，但它也不是只针对原有的伦敦这个城市，而是把规划放在更大的范围内，看未来发展的可能。大伦敦规划是对二战前主要城市规划理论的一个大集成，‘大上海都市计划’也有类似的作用，它把当时很多城市规划理念结合在一起，探索上海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比如对人口预测、空间安排、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理论做了很好的运用。而且两者的年份也差不多，非常类似。所以‘大上海都市计划’当时确实是与世界接轨的，站在世界前沿。”

“大上海都市计划”与大伦敦规划不同之处在于上海的工业发展水平，孙施文教授说，以当时中国的情况来看，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所以“大上海都市计划”里有工业带设计，然后配套居住区，“这给我们很多启发，城市不该是大饼式的蔓延，而是有组团的，有中心的，从邻里单元往外发展。”

“大上海都市计划”第一稿完成的时候抗战结束，内战刚刚爆发，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上海并没有财力实施。另外，在当时行政规划上，青浦、松江、嘉定还属于江苏，但后来规划图是跨行政区划的，人口、财力、行政规划，这些当时都有过激烈争论。栾峰对早报记者说，“在我看来，大的规划还是要基于将来的统筹，而且就是要不那么切实际的，是未来的需要，所以这（大上海都市计划）是一个非常长远的规划。可是现在看，当年规划里预测上海50年后人口超过1500万，被它预测中了。规划完成后10年，青浦、嘉定、松江就划到了上海了。”

当时上海人口达到400多万人，行政面积是893平方公里，但最后做的规划是1500万人、6538平方公里的大都市，“当时世界上没有1500万人的城市，他们的规划是为1500万人服务的。”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玉鑫对早报记者说，这些专家对上海50年人口增长做了研究，综合前50年（1946年前）中国人口增长变化的规律，并借鉴了西方工业化进程对都市人口规模的变化，然后对上海人口规模做了预测。在张玉鑫院长看来，“大上海都市计划”用现代规划思想做了一个大城市50年的发展战略，而且还分解到整个城市各个肌体上，搭建了一个体系框架，“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一个非常完整的总体规划，包括一系列技术标准和规程，为上海未来50年制定了完整计划。”

“大上海都市计划”考虑到要尽可能避免纽约、伦敦发展中的弯路或缺陷，张玉鑫院长说：“它明确提出，不能采用美国那种跟着公路蔓延的方式，而是有机疏散组团式布局模式，是城市规划的新理念新思想。”张玉鑫院长介绍，大上海都市计划从城市战略方面借鉴了1944年大伦敦规划思想，比如区域规划的思想、市区建成区制定区划计划和环城绿带做法等，但具体落地、指导实施方面又借鉴纽约的区划做法，当时还拿了今天新客站那个区域做了细分规划。

借鉴70年前的经验，规划上海的2040

“大上海都市计划”最完整的版本一直收藏在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这些年一直是规划院专家们做城市规划和研究时的重要参考文献。张玉鑫院长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会议厅里同时挂着4张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图，分别是“1946年大上海都市计划”、“1959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86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和“2001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尽管后面三张规划图的规划方案各有特点，面对上海不同发展阶段问题有诸多差别，但多少都能从“大上海都市计划”里找出些痕迹来。“2001年的总图，跟‘1946年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的区域思想、空间脉络等体现了传承和延续，除了规模。”张玉鑫院长说。

“因为保存时间已久，大家翻阅得过多，‘大上海都市计划’已经不能直接翻阅了，所以后来我们做了扫描。”张玉鑫院长对早报记者说，从2010年起，规划院考虑把“大上海都市计划”稿出版，经过200多名专家的协助，这本书才得以整理完成。“但从现阶段看，‘大上海都市计划’弥足珍贵，这样一本书不只是文献档案。现在翻阅这本书，感觉像穿越时空隧道，是70年的时空穿越。在60多年前，这个计划思考了很多关于上海未来发展的问题，正如当时参加大上海都市计划工作、现同济大学教授李德华先生在前言里所说，‘如今再翻阅大上海都市计划方案和会议记录等文献，可以体会到历史有时竟是如此相似，当时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跨越了近7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上海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而贯穿其中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延续至今。’”

而在同济大学教授孙施文看来，“当时上海面对的问题，现在同样需要面对，城市与乡村，城市未来发展，空间组织、交通结构、土地，当时都有考虑但没有很好地实施。”对于上海现在制定面向204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张玉鑫院长认为，面临的最大问题与70年前相似，“以前是900平方公里有400万人，而且市中心80平方公里有300万人，这种情况和现在相似，都是资源制约下的城市发展。也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我们可以看看70年前他们是怎么想的。”

对专业人士来说，现在出版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就如同一本城市规划教科书，是一个范例，孙施文教授对早报记者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规划，也许没有实施，错失了一些机会。但我们也看到，当初上海城市的规划跟国际是相当同步的，在城市理念上是同步的。”所以在栾峰教授看来，在“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基础上，上海能再做一版整体规划，那就太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