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是解放生产力的需要，也是人的解放的需要。从现实经济结构看，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且必须以城市化引领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奠定后，城市的布局、城市规模的等级梯度以及城市功能的增量调整，要将农村现代化作为首要约束条件，惟其如此，中国的城市化才能体现人本主义原则要求。

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是，在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的信号的引导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因素。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城镇化，未来还要借城市化之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城镇化是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引擎。城镇化的根本目标是国家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这件事做好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若出了偏差将延误发展，造成浪费。

城市化是市场和专业分工相互促进的结果。从业者聚集到城市里从事经济活动，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办法。鉴于中国不可能在300万个自然村的基础上构造出一个现代社会分工系统，由此，我们必须在推进城市化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而不是在保留庞大农村人口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政府花钱建设“新农村”，让农民乐意留在农村享受自己的生活，但决不是让更多的农民留在农村。

现代农业产业链最重要环节的技术进步，是依托城市实现的。其实在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二战以后，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而土地基本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这说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来自技术与资本。这种结果表现为地租率的下降及土地价格的相对下降。对农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种子培育、肥料研发和生产、农业设备研究开发制造都依托城市完成。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了许多。笔者走访波兰时，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价情况。1公顷较差农地约4000欧元，合每亩人民币2700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1.4万元。农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人民币13万元左右。

农业轮作及土地休耕有利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所以，农地数量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农业经济成长的根本出路，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我们不必哀叹什么“空心村”越来越多，不必欢呼地租率与地价的提高。

城乡一体化主要是指城乡要素市场在城乡之间实现统一，即除去涉及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而允许政府某种最低限度的干预之外，应打破现有土地、资本与劳动诸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壁垒，最大限度地实现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性作用。

城市的产生与战争及贸易有关。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又成为工业增长的条件。人们所忽视的是，农业对城市布局也有影响。距离城市较近的区域，农业发展水平更高。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人口布局还会变化，但变化速率的拐点，可能有几个关键因素起作用。

第一，现有城市分布及规模情况。现有城市结构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但目前这个结构会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它脱离了农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工商业的大城市成长迅猛，而农业进步所需要的小城市发展不景气。我们不可能将现有城市格局推翻，但今后的增量调整中要重视小城市的发展。

第二，留在农村的专业农户与城市居民收入比较一致，是最重要的因素。按我们的测算，全国专业农户达到约3000万户时是一个节点，在这个时点之后，大体能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基本相等。

第三，从公共服务、交通结构、信息交换等方面来看，平均约每1200平方公里需要有一个城市。中国大陆约400万平方公里适合人类居住，并有条件发展有竞争力的农业。考虑到农村道路以及公车服务的时间问题，每1200平方公里至少一座城市会有利于农业发展，这样，中国至少需要3300多座城市。

第四，逆城市化人口。从中国农民已经脱离农业生产后仍然大量居住在乡村的情形来说，由历史因素决定的逆城市化人口已经有一个庞大的数量。把接近农区居住的非农业人口作为逆城市化人口，考虑到一系列因素，估计我国未来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乡村区域的规模为专业农户的二倍左右时，会有一个稳定状态，即达到6000万户左右。

第五，教育及学校设置因素。农村学校的设置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贫困的代际继承，具有关键意义。考虑这个因素，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需要高标准建设3万所小学校。这也意味着农村地区至少需要大的居民点3万个，其余是更小的专业农户居住点。

根据以上假设及推论，大体可以勾画未来相对稳定的一个人口及城市布局。总人口达15亿，估计是我国在一定时期里比较稳定的一个人口规模。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口及城市布局，中国农业会比较好，农村教育会比较好，有利于农业现代化与社会稳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