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一直处于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其城市发展速度与规模令全球瞩目。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城市化进程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各种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和挑战，例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城市病”。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中国的未来城市化动向也是各方与会代表关注的热点。联合国电台特派记者程浩就此专访了相关专家，请他们来解读应该如何应对可持续城镇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在“人居三”大会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自1996年“人居二”会议至今的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人居环境获得巨大改善，城镇化率已由1996年的30.5%提高到去年的56.1%，年均提高约1.3个百分点；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陈政高：“中国不仅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还努力解决了13亿人的住房问题。现在，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33平方米以上，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37平方米以上。特别是我们为原先居住在棚户区的2600多万户家庭提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我们还为1700万户家庭提供了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人居环境在过去二十年获得巨大改善。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91.9%；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4.1%；城镇居民自来水使用率达到98.1%；燃气普及率达到95.3%。通过贯彻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实施绿色建筑行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增强抵御灾害能力，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使得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朝着更加可持续、更加有韧性的方向发展。”

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行动”指导委员会主席、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全球伙伴事务总监游建华在接受联合国电台专访时强调，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帮助超过7亿人口摆脱了贫困，由此为全球减贫行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游建华：“（英语）这一点毫无疑问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状况，数亿人口因此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这为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了积极的榜样。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环境方面，中国还做得不够好。我不认为这是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能力或者规划的原因，我认为‘罪魁祸首’是过分追求经济发展。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城市发展项目急于上马，缺乏通盘考量，也没有顾忌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现任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SOCARP）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就此表示，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难度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应对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现成的模式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中国非常注重从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同时汲取教训，并实现了城镇化飞速的发展。

石楠：“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中国城市面貌的变化以及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大家也都能看得到。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说明我们解决了中国发展当中的很多关键的问题，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的研究，而这些问题可能不仅仅只是中国的问题，很可能是全球、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能够实现城镇化所带来的红利更好的、更加公平的在不同人群之间分享。比如说，城镇化本身带来的就业机会是不是能在所有的居民当中得到很好地分享？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政府已经花了很大的力量，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通过推动各种各样的就业、创业的机会，但事实上，在不同群体之间，在就业问题上，还是面临选择的机会并不完全均等，而且创业的难度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再比如说，城镇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带来我们市场的繁荣、甚至带来我们城市建设资金的增加，是不是也是能够按照一个包容性的、公平的方式（得到分享），可能也需要我们进行研究。我们今天讲这样一个案例，比如说拆迁户，一拆可能拆出一辆宝马（车）、一个豪宅……但是这种拆迁带来的收益是他本身的收益吗？其实并不完全是。很大的收益是因为城镇化过程当中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的公共服务已经到了他那个‘宅基地’，所以这其中土地的价值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带来了土地价值的增值，而这一部分增值并不应该完全归于土地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该在全社会当中得到分享。”

石楠在专访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可持续城市化进程目前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更好的发挥城市规划对于城镇化的引领作用。其中一个主要挑战是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规划、国家、中央、地方等不同层面的规划之间没有能够很好地整合和衔接。此次“人居三”大会的召开、包括《新城市议程》的通过在此方面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也将促进发挥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和可持续城镇化的引领。

石楠：“第三个挑战就是如何更好的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实现我们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的重心是在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到了今天，我们除了经济增长以外，要更多的考虑分享、包容、和谐、绿色等等。所以，我们‘五大理念’提出以后，对城市的转型发展也是非常大的挑战；而且这其中我认为落实到城市的层面，怎么来实现城市的宜居性的提高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讲到宜居性，它不仅仅是环境质量的改善，大家都在做，要有更多的绿地、更加好的生态环境，它还包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因为讲到宜居首先是就业，只有安居乐业，才能够让我们的居民居住下来、停留下来，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还有，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的安全？能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的包容？随着我们土地市场、住房市场的发育，我们的城市当中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住区，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高档，有一些就是安置房这样的小区，这些小区之间的居民能不能实现更好地融合，这需要我们来认真地研究。所以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城市也是提高城市宜居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石楠最后指出，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怎么能够保持或者增强文化的识别性也应该得到各方的关注。中华民族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文化，但在过去快速城镇化过程当中，传统文化面临很大的挑战、甚至是破坏；有很多城市已经失去了它原来传统的风貌，很多的乡村也慢慢被快速的发展变得面目全非，其中包括很多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石楠说，真正有竞争力的国家不仅是经济的强大，更重要是文化的强大。我们有必要确保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这样城镇化才能实现它完整意义上的可持续的包容发展。

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基多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