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大陆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超过55%，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20个百分点。

城市化高歌猛进，但问题接踵而至。一方面，环境、交通等大城市病不断凸显乃至恶化；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不断向少数城市集聚，推升资产泡沫，扭曲财富分配，更危及区域内实体经济。而其他三四线城市依然就业机会欠缺，城市化中途受阻。

面对这些问题，旧有的城市化路径需要如何重新审视？是依然让大城市化单骑突进，还是让城镇化齐头并进？还是选择另外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路？

结合中国高铁、城轨等基建的高速发展，以及华为等大企业的产业再布局和制造业不断内迁的现实，另一条新路正在缓缓展开。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网”更是一条兼顾中国国情，也符合普遍工业化规律的城市化之路。

广州作为一座传统的辐射型城市和珠三角的资源配置中心，已经选择了“网络型枢纽城市”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这正是顺应了这股潮流的前瞻之举。

应对变异的城市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4月发布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截止到2015年，大陆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675亿人，占55.8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0599万人，占44.12%。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0193亿人，乡村人口减少0.6816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20个百分点。

城市化还在继续，但城市化却不能背离城市化的本来目的。所谓城市化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通过要素资源的积聚，提高社会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二是通过让人迁居城市，增大优秀公共服务资源相对于更多国民的可得性，建设宜居城市。

但在当前，一些城市的发展开始背离了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初衷，可以说走上了“歧途”，开始“变异”。高房价就是一个截面。

高房价的一个衡量指标是房价收入比—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这个数字越大，越说明房价超出了城市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越低。按照国际公认的合理标准，发达国家正常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8至5.5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在3至6之间。

按照一些国际咨询公司的数据，经过本轮的房价上涨，国内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达到了70倍，成为全球房价第二高的城市，仅次于加州圣何塞。

房价收入比衡量的是普通工薪族的房价承受能力，而不是少数富豪。比如，圣何塞尽管是世界上科技新贵、投资家密度最高的地方，美国普通的中产阶层并不集中于此。因此，这种地方的高房价收入比超高，实属正常，对经济来说，也是“无害”的。

但中国的大城市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部分一线城市，高房价并非富豪集聚的产物，更不是白领收入突然提高的结果，而是避险资金的推动和房屋“证券化”的产物。

避险资金推动这一因素，毋庸赘言，而房屋的“证券化”则少有关注。在美国，所谓的房屋“证券化”指的是半国有性质的三大机构（吉利美、房利美和房地美）从银行手中购入美国人的住房抵押贷款包，然后通过资产证券化，做成标准化的债券，卖给全世界投资者。

简单讲，就是三大机构有着国家扶持，可以从银行手中购买质量堪忧的贷款，那么银行自然乐于放贷赚利差，反正垃圾贷款也有三大机构接盘。由于美国是发钞国，次贷危机的最后买单者是全世界，而不单单是美国政府和它背后的纳税人而已。

而在中国，房屋的“证券化”和政府行为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种完全的民间行为。中国式房屋“证券化”的模式则相对简单，就是影子银行的资金通过购买各式各类的理财产品，积少成多，汇集为大笔炒房资金进入楼市，和中介形成合谋，不断炒高房价。然后选取合适时机套现脱手，让后入楼市的普通工薪族接盘买单。

近期，各大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楼市调控，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一类影子银行的炒房资金。比方说，将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从40%提高到60%，这会给影子银行带来三个问题：一是炒房需要调动的资金会大幅提高，二是杠杆率的下降，也意味着“炒房本金”的收益率会相应降低，三是限购降低楼市交易活跃程度，影子银行资金开始“套现难”。

这一轮楼市的狂野涨势，再次证明了一个经济学原理，即实体经济创新和金融过度膨胀其实是不可得兼的。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广州在这轮房价大涨中表现最为淡定，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抢到“风头”，实际上恰恰是为城市未来发展储蓄了充足的动能。

两种城市化

楼市调控告一段落，一线城市和部分“高房价”二线城市楼市纷纷企稳。在这个时候，必须重新思考城市化的中国之路。

一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路径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城市化，二是城镇化。在各种政府文件中，“城市化”、“城镇化”两个词语经常被混用，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区别。

“城市化”的外延更大，从广义上讲，可以把“城镇化”也包含在其中。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城市化时常被大城市化取代。不论是理论界，还是现实发展，大城市化都开始取代城市化而成为主流。

支持大城市化的理论观点主要是，大城市有利于资金、人才等要素的积聚，这种积聚是“1+1>2”。只有大城市才能孕育大企业，推动研发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一些专家看来，大城市的本质是，通过积聚建立一个完全自由化的要素市场，实现资源以市场为基础进行优化配置，这是中国所必需。

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应该走“城镇化”的道路，即发展大量的小城镇。走小城镇道路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治理的传统，层叠的治理结构决定了不能所有的资源都从中西部和中小城镇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的积聚。二是生产力的布局在国内应该更加均衡，随着东部制造业成本的飙升，相当多的制造环节内迁中西部的过程已经在发生。

但两种观点也有其软肋。过分大城市引发的问题除了大城市病之外，还在于对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扭曲，这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初衷以及政治治理的逻辑是相违背的。

实际上，中国白领人群的工作机会主要都集中于一线城市。随着近年的房价走高，在舆论场里，年轻人先是“逃离一线城市”，而后又“逃回”。因为，老家的二三线城市就业机会很少，相对靠谱的就业机会多半与权力有关，而不像一线城市这么市场化和唯才是论。

就业机会的背后，是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一线城市集中了中国最好的实体经济部门。但随着2015年下半年以来的楼市房价狂飙，“逃离”再次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一次“逃离”和以前不同，可能是永远“逃离”。

房价恶性上涨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央行货币超发、银行货币创造，炒房团和中介联合抬价等等。但从根本上讲，房价恶性上涨的原因在于中国一线城市承担了太多的社会和经济功能。它们是最优公共服务的供应地、实体部门的大本营、也是金融资本的集聚地，同时，还是权力的分配地。

多重功能之下，城市的负荷太重，某种意义上讲，房价的恶性上涨只是这种超负荷的恶果之一。

大城市化的负面问题不少，小城镇化的软肋更加明显。世界所有经济体的崛起过程，都是生产要素不断积聚，最终形成大工业的过程。这种积聚效应在空间上的体现就是城市化。

相反，太为分散的小城镇并不适应工业化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乡镇企业曾独领风骚，但最后大多销声匿迹。究其原因，在于生产和经营布局的分散，即无法形成规模化效应，也远离沿海和大城市这样的资金、信息高地和物流成本洼地。

这样的企业根本无法做大做强，既无法应对沿海大厂家的竞争，也无法抵御外资品牌的入侵。

既然过度的大城市化和中小城镇化都有缺陷，那么未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是什么？

“城市网”时代

在房价的飙升过程中，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罕见地接受了媒体专访。在新华社的专访中，任正非说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实体企业的发展需要工业用地，但城市的土地更愿意拿去搞房地产，这对工业发展不利。而且房价过高，企业员工也无法承受。“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第二是企业的产业布局会随着地租的飙升而发生改变。“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近期，高层智囊、中财办主任刘鹤几年前的一个观点被媒体广为传播。他认为，现在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

在更早的论述中，刘鹤还明确提到了城市网（City Networking）的概念。他认为，“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城市网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

刘鹤认为，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这样的模式安排使市场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实现预期目标：个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实施。

实际上，“城市网”在中国已然成为了正在发生的现实，除了大型企业的推动之外，还必须有具有责任感、也有条件的一线城市主动顺应和推动。因为，任何一个城市网必须都要一个枢纽型的大城市作为核心，这个核心的枢纽城市将成为有形和无形的生产要素的配置中心，不断为城市网中的中小城市提供发展的“营养”。资金需要在这里分发，技术提升在这里集聚和完成，人流、物流需要通过这个枢纽对接世界。同时，在这个枢纽城市的地租成本也不应该太高，能让实体经济承担得起。

珠三角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对接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门户，在这个日益崛起的城市网中，“枢纽”当然是广州。广州提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重点强化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等三大国际战略枢纽功能，这正是顺应了这个中国新一轮城市化大势的前瞻之举。

广州的前瞻之举

在城市化进程中，广州的定位不是吸收资源的“资金池城市”，而是资源积聚和配置的超级枢纽。所谓“资金池城市”，一个表现是让资金“固化”在房地产中，区域内个人和企业越来越以获取资本利得为优先选择，而不是从实业投资中获利。

但是枢纽型网络城市则截然不同，它既是国际性的资源配置中心，是一座服务型城市。同时，也是资源集聚的生产力提升基地，是内生型的技术创新中心。可以看几组数据：

今年前7月，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6.1%和6%，其中国际业务增长最为明显，往来白云机场的国际及地区旅客同比增长超过20%。

今年上半年，广州直接融资余额1.2万亿元，增速52%居全国第一。这个增速，在以前少有，风投必言“北杭深”的时代正在过去。

商贸领域“人流”和股权投资领域的“钱流”，他们远比GDP数字更能反映一座城市实体经济实情，以及它在区域经济带中的真正作用。

一位业内资深的风险投资人对南风窗记者说，高房价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个“悖论”：中国最好的创业公司都集中于一线城市，但创业公司偏偏最怕高房价。进创业公司的年轻人很多不是富二代，房子对他们是个大事。即便创业成功，创始人的股权卖几千万，普通员工不过百万，一套好点的房子都比这个贵。

他说，以前看项目主要看北京、深圳或者电商大本营杭州。但现在，广州由于房价控制得好，优秀创业者开始聚集在广州。同时，微信总部在这里，广州也是珠三角制造业基地的枢纽，随着移动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崛起，广州必然成为新的创新创业之城。

通过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打造符合实体经济现实承受力的营商成本，聚集高端要素，广州的这种选择其实也是顺应了中国新一轮城市化可能出现的模式转向，和“城市网”的模式转向也正相契合。它顺应了全球第三轮城市化浪潮，既考虑了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华南枢纽的城市地位，也顺应了国际产业变革的潮流。

而从更深的层面讲，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模式，不但为陷入了实业高成本、财富分配扭曲等“双重困惑”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性。同时，更是对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前瞻性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