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前因为严重的空气污染而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车辆单双号限行、工厂限产甚至停产、幼儿园和小学也将停课。雾霾问题让很多人对于这座大城市的纠结心理再次浮现。

有条件的人选择短暂逃离，比如周末开车去张家口，那里与北京有群山阻隔，而且上风上水；没条件的只能宅在家里，减少与雾霾接触的机会。有人抱怨，认为造成首都空气质量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城市人口密度太大、机动车多，雾霾只是诸多城市病的一个典型罢了。

大城市的发展必然带来到人口的不断增长，并引发一系列资源、环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不是仅仅依靠“减人”就可以实现？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城市化发展战略，一直存在着争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争论，究竟是走重点发展大城市化的道路还是城镇化道路？后一条道路的倡导者提出，重点发展大城市会导致城市病。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人为地采取强干预的方式阻挡大城市的发展，未必就是一条可行的办法。

历史经验证明，这样的做法不仅不会成功，也违背了城市发展规律。

大城市的集约化效应带来的高效率、创造的就业机会、激发的创新精神、促成的经济社会繁荣，都是中小城市无法相比的。有人会说，大城市会带来“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然而，如果管理水平得不到提升，中小城市同样会发生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所谓“城市病”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城市管理水平低下，也应该从提高管理水平的角度解决城市的问题。

社会学的一项共识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城市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态，这种生态有它自发的结构、节奏和规律，人为地干预城市生态，不仅不能解决城市问题，反而会带来严重的负面结果。比如，大城市虽然需要一定比例的高、精、尖人才，但也不能缺少大量基础性的服务群体和体力劳动群体。越是大城市、超大城市，社会分层结构就越明显。而人为地决定哪些人群留、哪些人群走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城市自身的运行规律，还可能将城市化引入畸形发展的状态。

进一步观察，城市市场的形成有其自身规律，对于市场的干预、大规模拆迁改造，效果未必好。很多案例证明，大量投资去建新的市场，结果反而容易导致市场衰落。

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已经形成。在市场机制下，价格由市场形成，一切合理因素在其中运转。同时，城市的运行也更多地借助于市场力量有序推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自我调节。这是社会治理思路的一个创新。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国家治理者对于社会运行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承认了社会自身具有很强的自我运行和自愈能力。

研究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可以发现，无一例外，大城市在其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比如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分别聚集了两个国家的大量人口。同时，技术进步创造了强大的交通能力。地铁、高架公路、高铁等交通网络缩短了人们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即使在较远的地方居住，在大城市工作也没有问题。交通条件的改善，为大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多年来，有人一直提倡发展小城镇。但是，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小城镇与大城市相比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小城镇创造的就业机会太少，而大城市人口聚集本身就是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大城市，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劳动分工解决，而这在小城市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农村户籍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在城市里买房定居。对于很多农民、农民工，如果询问他们希望在什么样的城市居住，可以发现他们大部分希望居住在大一些的城市而不是小城镇。原因很简单，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憧憬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下一代的教育，二是更好的医疗条件。而这样的需求只有在规模较大的城市才更可能实现。

总之，大城市在经济、文化、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各种社会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恐怕未来中国东部比较多的大型城市会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体。这是基于大城市自身创造就业的逻辑和农民、农民工的希望而作出的判断。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科学报记者王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