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传统的“雁行模式”时代已成过去，“后雁行模式”时代已经来临。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亚目前依赖日本投资和技术扩散的“雁行模式”没有原来那么明显，新的产业分工格局逐渐形成，这种新的分工格局可称为“后雁行模式”，产业发展呈现出垂直型分工和水平型分工并存的特点。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舞台。成都要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升作为四川省首位城市的扩散效应，其产业调整与升级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全国乃至全球“后雁行模式”时代中扮演“区域发展支撑极”角色，这不仅关系到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成都产业的升级换代和高位求进，也关系到成都更好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辐射功能。

抢抓多重战略机遇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

顺应“后雁行模式”时代发展规律，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首先必须抢抓“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机遇，倾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

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中，成都具备在向西、向南、向东三方向开发开放的强劲拓展能力，在市场与资源配置上与周边重庆、西安、昆明、贵阳等大城市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成渝西昆贵菱形经济圈”，就是以一种开发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积极举措。成都应该利用好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经济社会基础，打造内陆型经济开放高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发挥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和四川首位城市的功能，与成渝两地共同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尾”，连接好西安、昆明和贵阳等城市，把“龙尾”摆起来。这样，成都才能成为“一带一路”和内陆大开放格局中的重要支撑点，从而更好地为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回旋余地。

成都要用好“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双向开放的区位资源，创新开放模式，大力推进投资、贸易、金融、综合监管等领域制度创新，加快成都内陆自贸区建设，促进优势互补，培育内陆开放高地。注重城市间的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发展，重点建设成渝主轴带和成都－绵阳－乐山次轴带，推动成都天府新区创新发展，将回波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以成都天府新区、高新区、航空枢纽港等为综合自贸区核心区，为亚欧商贸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与支持。进一步加强与欧美、东亚、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重点面向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隆起成都内陆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优化城市发展空间

双核共兴、一城多市

顺应“后雁行模式”时代发展规律，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必须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打破“摊大饼式”“走廊式”发展模式，按照“双核共兴、一城多市”架构，拓展和优化城市空间，建设网络状的城市群和大都市区。

一圈层的城区，要深入推进北部城区等重点区域有机更新，调整优化传统产业，适度发展都市工业，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二三圈层的区（市）县则要加快形成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打造先进制造业主要承载区，统筹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都市现代农业。成都天府新区要围绕“大创造”和“大智造”定位，加快“再造一个产业成都”，打造西部新兴增长极，突出抓好成都科学城、天府商务区和产业合作园“三大板块”建设。成都高新区要围绕“大制造”定位，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统揽，提升“一园多区”的内生发展力，统筹推进成都科学城建设，加快培育千亿产业集群。成都经开区则要围绕“大车都”定位，以汽车整车制造和智能装备为龙头，抓好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载体建设，做大汽车产业集群和智能装备产业规模。

转换城市发展动力

“大创造”与“大制造”双重发力

顺应“后雁行模式”时代发展规律，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应大力培育和转换城市发展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活力城市。

成都要以“大创造”与“大制造”双重发力，提高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加快培育万亿级产业集群。进一步增强成都的自主研发能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和企业集群集中。深入实施服务业发展2025规划和服务业提升行动，加快打造国家服务业核心城市和西部金融中心，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国际购物天堂、国际会展名城。以统筹城乡改革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动；以都市农业的提档升级为突破口，推动成都农业向集约式、经济型、现代化转变。

“铁公机”联动建设

构建现代立体交通枢纽

顺应“后雁行模式”时代发展规律，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要打造集合航空中心、铁路中心、陆转中心等多种交通枢纽为核心的现代交通枢纽，将单一交通枢纽整合升级为综合立体多维交通枢纽。

成都要大力推进天府国际机场建设，全面提升双流国际机场服务水平，加密国际、国内航线网络，构建“一市两场、国际多直达、国内强覆盖”的航空运输体系，把成都建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现代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着力建设国际性区域铁路枢纽。构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对外铁路运输体系。东向强化与长江黄金水道的联系；南向连通西南出海大通道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西向强化成都与西藏、青海等省市的联系，构建面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铁路大通道；北向建成西成客专、成兰铁路等项目，形成进京大通道，并与中亚铁路相接。构建“三环十三射”高速路网，形成“覆盖全域、畅接全省、辐射中西部、通达全国”的高速公路网络体系，强化与成渝西昆贵钻石菱形经济圈及“一带一路”城市间高速公路联系。同时，构建市区及其连通周边地区的交通干线网络，推动地铁、市域高铁、有轨电车等多网多制式融合，形成复合式的公共交通体系。畅通城市微循环，建设有机街区，形成以人为本的市内路网系统。

着力加大金融创新

增强成都战略支撑力

顺应“后雁行模式”时代发展规律，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要加大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创新中心和信息中心的政策、法律支持力度。

金融是城市资源配置的催化剂和粘接剂，是产城融合的第一资源。因此，建议成立金融发展决策咨询委员会，为成都金融业发展出谋划策；加强与国内外金融机构协作，引进海外战略性投资者参与成都资本市场建设，争取香港联交所在成都设立西部办事处。

成都要进一步深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把“创业天府·菁蓉汇”的氛围最终转化和定格为实实在在的创新创业项目，重点打造创新平台聚集中心、构建科技创新要素市场、强化科技创新金融支撑、完善人才保障机制。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顺应“后雁行模式”时代发展规律，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不能以牺牲城市生态为代价。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良性互动、融合发展，是特大中心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取向，也是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内在要求。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成都实践。

因此，成都应该从资源产权、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等源头入手，切实加强对都市生态空间的立法保护，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制度，加快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完善绿色GDP考核机制。同时，还要切实关注“舌尖上的安全”和人民群众期盼的“食优”。积极实施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制度，努力实现成都农产品全域无公害，不断增大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的占比。努力构建和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信息跟踪体系，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主要获证农产品和农资产品实现可追溯。

（作者：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成都市社科联主席；经济学博士，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