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洋为美、以洋为尊”，盲目“贪大、媚洋、求怪”，丢失传统文化的中国城市设计该回家了。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称“两办文化18条”），提出“挖掘整理传统建筑文化，鼓励建筑设计继承创新，推进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工作，延续城市文脉。”2月6日，中宣部负责同志在答记者问时进一步阐述要“将传统文化标志性元素纳入城镇化建设、城市规划设计、城市公共空间”。这既是对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加强城市设计”及在规划编制中注重“文化特色”和“文脉延续性”的展开和落实，也可以看做是我国城市设计正从过去对西方崇拜的迷梦中醒来，发现并走上了自己的还乡之路。

误入歧途：“以洋为美、以洋为尊”

10多年前，一位曾任纽约市规划局长的美籍华人就感慨说中国没有找到“城市的灵魂”。其实不是没有找到，而是当时普遍沉湎于对西方城市设计的盲目崇拜和驰骛追逐，“反认他乡是故乡”，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找。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和军事系统为先导，以20世纪初期西方“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中坚，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为代表的理论与文化思潮为殿军，一种“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全盘西化思潮在华夏大地上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不仅深度解构和扭曲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同时也严重破坏和污染了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土壤和生态。

展眼时下，这一被两办文化18条称为“贬低、漠视优秀传统文化”的逆流，不仅广泛存在于我们的课本、出版、理论研究、艺术创作、影视节目、音频产品等文化教育和文化市场领域，也集中体现在“以洋为美、以洋为尊”的城市规划、设计、建筑及发展战略中。

这类设计和建筑尽管已遍布中国的大小城市，但作为西方城市管理、生产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载体和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合中国城市发展和普通市民生活的需要，这是很多“大手笔”的城市设计一再以闹剧收场以及一些城市地标建成不久即被夷为平地的主要原因。而一个时期以来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在体量上越来越大并渐呈积重难返之势，已成为我国城市空间治理必须直面和尽快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和态势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才能真正领会传统文化回归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自我异化：“贪大、媚洋、求怪”

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所谓“奇奇怪怪的建筑”，就是背弃中国文化传统价值和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全按照西方审美和价值标准对中国城市进行设计和生产的结果。它的主要特点是“贪大、媚洋、求怪”。

“贪大”是不顾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凡事都向纽约、巴黎、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看齐、对标甚至是相互攀比。“媚洋”是把西方建筑样式和风格等作为中国城市设计的最高美学理想，而对我国城市已有的空间文脉和人文积淀等毫无会心并一味排斥。“求怪”是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设计理念和建筑风格为圭臬，并为了吸引眼球和商业炒作而掀起的一股娱乐化甚至是恶俗化时尚。

这是一种典型的空间生产“异化”现象，即我们越是积极努力地设计和建设，结果并不是越来越具有中国城市应有的形态、功能、精神和气质，相反却是中国城市越来越像西方城市这个尴尬局面。在这种严重异化的城市设计思潮引导下，很多城市都把本应传承着城市历史文脉、再现着城市时代精神的地标性建筑，直接等同于雇一个“洋设计师”和建一个“洋建筑物”，以为由此就完成了城市的现代化或融入了全球化潮流。但在本质上，这跟一个一心追逐LV包的小女孩在智力与审美水平上并无本质的差别。

对西方城市设计理念、方法、标准和模式的盲目崇拜，既是各种吸引眼球的“雷人设计”近年来频繁出现，也是各种罗马城、意大利城、曼哈顿城等城市空间、社区和建筑四处泛滥的主要原因。由此直接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二：

一是在“文化”上，“贪大、媚洋、求怪”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景观、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生态上的“去中国化”现象，不仅直接破坏了中国城市历史形成和积淀的空间布局、建筑样式、文化特色和审美风格，同时也暗中抽去了隐含其内的中华文化的理念、精神、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而当下一些中国现代化大都市的居民之所以没什么“幸福感”和“获得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难和这些“洋城市”建立起正向的意识-心理-价值认同。

二是在“功能”上，“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设计大都是西方设计师的“跑马场”或西方先锋设计观念的“实验室”，它们很少考虑中国城市发展和普通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是我国城建领域中“供给侧”和“需求侧”出现严重倾斜和不均衡的始作俑者之一。以一些城市充满异域风格的大型公共建筑为例，它们耗资巨大，“看上去也很美”，但承载的服务功能极其有限，“提供的不需要和需要的不提供”在很多城市早已司空见惯。

就此而言，“两办传统文化18条”明确了我国城市设计的战略方向和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于一直乱象横生的中国城市设计可以说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作用。

迷途知返：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指引

在某种意义上说，包括城市设计在内的“去中国化”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有识之士在高度关注和努力解决的。从总体上看，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此背景下，我国传统的文化、学术、思想、价值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关活动日益增多，社会影响不断拓展。如近期大到全国性的央视传统诗词大赛，小到闵行区直接深入到社区的“修齐讲堂”等。

就城市设计而言，2016年2月22日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八字方针”并把“贪大、媚洋、求怪”列为城市空间治理的重点对象。由此可知，无论是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还是针对城市发展的各项铺垫政策，实际上都为传统文化接引“迷路的城市设计”回家创造了良好氛围和条件。

把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当代城市设计，并不是一件简单和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中既有旧的“恩怨”和“老账”，也会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在城市设计领域切实落实“两办文化18条”，目前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先形成共识：

一是要牢牢把握住一个基本原则。把传统文化纳入城市设计，既不是对西方设计文化不加任何区分地全盘否定，也不是对本民族传统不加鉴别地全盘肯定，必须杜绝在历史上一再上演的“以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

二是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学习西方”和“媚洋”的界限、“求怪”和“创新求变”的区别以及如何促进中西优秀设计建筑文化之间的学习、借鉴和交流等，不能“闭起门来”“自说自话”地弘扬传统文化。

三是要做好具体政策和实施方案的跟进。目前的“18条”只是一个宏观性的指导意见，主要作用是明确城市设计的战略方向和文化目标。而要把它真正贯穿、落实于中国的大街小巷，还需要各地和各方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出台“操作细则”，探索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使国家这一重大城市文化战略落地生根并结出硕果。

（刘士林 |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