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随着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雅典宪章》的提出，一种带有鲜明理性主义色彩的城市规划理念影响至今。着眼工业时代下混乱的城市与居民糟糕的生活环境，《雅典宪章》期望以现代的建筑、发达的交通和大面积绿地创造一个有序、协调而统一的城市生活环境。其理想，正如理查德·桑内特所言，是“让城市依赖理性的规划像美丽的机器那样精确运转”：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居住的、工作的、休闲的，不同功能区被分隔，再依赖高速路和汽车彼此联接。

柯布西耶所设想的“光明城市”：中心为高层居住区，居住区与工业区被绿地隔开，放射状的交通网络。其规划具有高度整体性、对称性与标准化色彩。

这种理念在其广泛实践中彰显效率性的同时也引发诸多负面影响。无论是柯布西耶直接参与设计的印度城市昌迪加尔，还是深受其思想影响而建成的巴西新都巴西利亚，在建成后的几十年内各种城市问题纷纷浮现：封闭的社区、标准化的建筑、混合功能区的缺乏和对交通工具的高度依赖不仅牺牲了街道的活力，更使得相对凝滞的城市难以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等一系列挑战。这种理性化城市规划理念在追求简单性和秩序性的同时，恰恰牺牲了城市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魅力。

上世纪60年代，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发表标志着一种新的城市理念的发端。她强调在城市规划中考虑人的需求和活动，呼吁城市提供适宜步行的居住环境，紧凑而多样的建筑设计，功能混合的社区和街道。这种城市理想发展为80年代所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而承接这一精神，2016年联合国第三次住房和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基多宣言》作为对《雅典宪章》城市规划理念的批判和反思而提出。在这份新的城市发展纲领中，“走向开放城市”成为应对当下城市种种弊端和挑战的核心理念。

问题在于：什么是开放城市？如何让城市走向开放？如何重新定义城市？2月27日晚，凯风十周年系列讲座之“‘开放城市’：理查德·桑内特对话萨斯基亚·萨森”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纽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双聘教授理查德·桑内特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萨斯基亚·萨森，就“开放城市”阐述了各自的诉求和设想。

桑内特：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封闭而脆弱的城市里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讲座现场

在阐释何为开放城市的开放性之前，桑内特首先解释了与之对立的封闭性。在他看来，封闭的城市意味着形式的同质、意义的单一和发展的凝固。

“一个封闭系统的首要特质，在于它是可加的（additive）和同质的（homogeneous），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不改变其特征的情况下不断重复或叠加同一种模式。”桑内特认为，这种可加性和同质性塑造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城市景观：整齐划一的住宅，林立的高楼，标准化的设施，而城市则依靠无止尽地复制相似形式不断扩张。而全球化，则使同质性不仅在系统内部发生，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桑内特在此前演讲中感叹：“每当飞机落地时，我们越来越难知道自己身处上海还是法兰克福。”就城市被建造的形式而言，全球化标准化了建筑的类型和城市的景观。

墨西哥城市景观。

意义的化约构成了封闭系统的另一特征。桑内特以1930年代的芝加哥为例，以核心商务区为中心，这座城市呈现中心区、交通区、依不同阶层而划分住宅区的同心圆布局。“这种清晰的形式、整齐划一的结构正是封闭系统所欲求的，但它同时意味着功能和意义的单一。”对桑内特而言，这种过于清晰的边界和分区不仅阻碍了不同功能区的交互，也造成城市居民的区隔：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宗教或肤色的人被分割，在空间上便缺乏交流与文化共享的机会。

随之出现的问题的封闭系统的静止性。一方面，功能和形式太过紧密的结合，使得建筑难以改变并适应新的需要。“相较于由过去传承而来的古老城市结构，这些因功能-形式过度规范化而凝滞的城市反而衰落得更快些。”如今在伦敦，新的公共住房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年，而在纽约，一栋摩天大厦的平均寿命仅三十五年。另一方面，而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隔阂，则使城市内部差异化的各因素缺乏碰撞、融合和创新。桑内特认为，唯有冲突、差异、竞争和磨合得以使更多价值和新事物被创造，我们看似拥有了高效的分配和稳定的环境，却在事实上牺牲了城市持存所必需的活力。

我们看到，桑内特在随后讲演中所提出的城市开放性之设想，正是立足于对上述封闭城市种种特征和后果的反思。

萨森：谁拥有城市？我们正面临可居住空间的不断丧失

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在讲座现场

相较于桑内特对城市设计、规划及其发展意义的关注，萨森则更关注个体的居住状况和城市权利。她在讲演中用“攫取的逻辑”（logic of extraction）一词概括当代西方的经济逻辑。这种“攫取的经济”不仅表现在大型企业或跨国公司对土地与资源近乎掠夺式的开发上，也体现于全球经济的金融化趋势里，“金融也是攫取式经济的一种，因为它所发展出的复杂手段使金融公司得以从哪怕是最温和的资产或资本形式中榨取价值。”在萨森看来，这种逻辑是“野蛮的”，并包含自我毁灭的因素：我们从越来越多的领域疯狂攫取价值，而不考虑去实现一个合理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你不断攫取，而最终无物剩下。”而攫取的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对我们的居住空间与城市权利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萨森指出，攫取式经济所带来的一大危害，是乡村人口不断被驱逐出土地。因矿产、污染、大规模种植园或房地产的扩张，过去十年间三百到四百乡村人口被迫离开家园。一方面，被攫取的资源因过度利用和污染丧失再生能力，只剩下大面积“死去的土地和水源”；另一方面，被驱逐的人口流落城市，不得不屈居于林立高楼旁的贫民窟中。贫民对居住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城市也负载重荷：“这种林立的高楼和混乱拥挤的贫民区的并置，或许就是我们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的景象”。

萨森在演讲中引用这张图片描述她对未来城市的设想。

乡村遭受破坏时，城市的空间同样面临资本蚕食的危险。萨森展示了自己对房产购买行为跨国对比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世界各大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在呈现惊人体量的同时，大多伴有大幅度增长，而国外投资在其中占据重要比例。这意味着，大量土地和房产作为投资的对象而非出于居住的需要被购买，而购买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国外的，并不居住在城市中的投资人。其后果之一，是是城市和建筑的低利用率。城市建筑、尤其是大量中心建筑被空壳公司（shell company）购买并闲置，“当你在夜晚眺望如今的曼哈顿时，可以看到林立的高楼大厦中有多少未被充分使用”。与此相对的，是受到侵蚀和挤压的居民城市空间：城市的中心地域不断私有化，可供市民共享的开放区域不断缩小。

如果说“开放城市”对桑内特而言意味着“城市如何开放”的话，藉由对攫取式经济后果的反思，萨森则更关注“城市对谁开放”。她所看到的，是私有化趋势下公共资源被压缩，弱势群体被排挤，居住空间被掠夺的城市——城市被有权力、有资本者所占有并主导。在萨森看来，在思考“开放城市”这一新的城市发展纲领时，我们必须直面：谁拥有城市？

桑内特：开放城市意味着模糊的边界，未完成的形式和向未来敞开的可能

那么对于未来的开放城市，桑内特和萨森各自有何设想？在桑内特看来，一个走向开放的城市，必须关注物理创造和社会行为间的影响和互动：街道和社区的密度就其本身就刺激着居住其中的人群的竞争、串联、交流和革新。为此，开放性的城市规划应有意识地创造多样的、复杂的、同时性的城市环境。交流中，桑内特用“多孔的、未完成的、开放时间”三个关键词描述自己对开放城市的想象。

多孔性（porosity）意味着模糊的边界——想象植物的细胞壁，它既有效地维持着内部运转，又从未抵抗内外有价值因素的传递。桑内特曾将边缘概念做出“界线”（boundary）与“边界”（border）的区分，在他看来，前者类似于“墙”，意味着隔绝和封闭，而后者却提供了使得不同功能不同人群得以交互的场所。这意味着，城市规划者应该优先考虑空间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想象着将护理院置于购物广场的中心，让学校和医院并立，或把清真寺安置在天主教堂旁”，桑内特谈道，“我们需要做的是创造越来越多的模糊性，而不是制造新的区别或定义。”而这种对开放城市模糊性边界的强调，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或许是边缘而非中心区内持续发生的交流与互动，构成了城市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和来源。

开放城市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形式的未完成（incomplete form）。这意味着不预先固定建筑或特定区域的形式、功能与意义，而是赋予其不断改变、适应和发展的空间。桑内特以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的社会保障房建设项目（金塔蒙罗伊住宅项目）为例：如何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为经济贫困的居民提供住宅，并使社区内的家庭保持足够的社交和经济联系？建筑师充分利用土地，设计出一系列“半成品房屋”：在保障基本居住需要的同时，它预留出足够空间，以其未完成的形式赋予居民根据自身需要和经济条件完善住宅的自由。

2004年金塔蒙罗伊住宅项目，左图为居民改造前，右图为居民改造后

在桑内特看来，与开放城市多孔性和未完成性特质相适应的，是“开放时间”（open time）的理念：这意味着城市不仅仅着眼当下的环境、情势和需要决定自身形态，而是考虑到诸如环境变化、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使自身更具适应性和发展性。而落实到具体的城市规划中，它表现为一种非线性的（non-linear）、同时性（synchronous）的设计理念。桑内特认为，在规划工作中设计师往往都遵循一种线性的叙事和逻辑化的思考方式：他们期望预见从开始到结束的每一步，提供清晰的形式和功用并排除每一步干扰的可能。然而“真实的生活极少遵循一个线性叙述的脚本”，开放城市需要向不确定的未来敞开。

萨森：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新的城市伦理，让城市成为富人和穷人共同的空间

桑内特的开放城市构想关注城市在规划、设计与结构上的开放性，萨森则认为，开放城市则意味着一种新的、开放的城市观念。

什么是城市？萨森询问。在她看来，城市并不等同于密度的堆砌——拥挤的建筑，林立的高楼或稠密的人口。“在一个城市中，没有权力的人也可以站出来，说我们在此，这也是我们的城市。对我来说，这才是城市所以为城市的标志。”这意味着，这样的时刻能确实存在于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有人得以以城市主体的身份出现，不是种族的、政治的、阶级的或宗教的主体，而是城市的主体。我认为这正是城市空间（urban space）所具有的能力。”换言之，是由城市所产生的城市主体，向我们展现了城市的根本特质和独特可能。萨森指出，尽管城市不可能实现彻底的人人平等，但确实存在一种可能的城市伦理，“它一方面能够整合吸收每一个城市都会面临的不平等，而另一方面又能使一种不依赖绝对平等的社会正义成为可能”。而在其中，穷人、游民或少数族裔并不因自身的阶级、种族或宗教被排挤在城市之外。

而针对现有的问题，萨森要我们思考：什么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要如何介入、并改变如今占据主导地位的攫取的逻辑？藉此，萨森提出了她的经济本土化（relocalization）诉求，她指出，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使得那些在如今以跨国特许经营形式出现的经济部分重新本土化：“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跨国公司来获得一杯咖啡吗？”这种本土化，要求我们在在资源和城市需要间创造一种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互动形式，而对每一个普通的社区，无论其消费能力如何，我们都能找到使之内部资源循环最大化的方式。“在当下的经济机制使得财富不断向最上层集中时，不要忘记是我们创造出了这些机制，而我们有责任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