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设想覆盖了广东省9 座城市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有望崛起为辐射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南部经济区的中心。
3月5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其在国家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设想覆盖了广东省9座城市——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江门、惠州、中山、肇庆,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占地5.6万平方公里,人口6000多万。这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有活力的都市群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有望崛起为辐射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南部经济区的中心。
全国两会期间,“粤港澳大湾区”也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广东省原省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朱小丹在两会期间透露,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做规划,将被纳入国家战略并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他还表示,现在正委托国家智库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而且已经有了时间表。
粤港澳大湾区瞄准世界级城市群
“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建立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这样表示。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想法并不是第一次提出。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中就第一次将建设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列为重点行动计划。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中进一步提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规划”,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可能提速,未来有望成为继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一体化之后的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新战略。
“湾区”一般指的是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全球较为明显的湾区有三个: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目前,湾区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世界银行的一项数据显示,全球60%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
在何宁卡看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既是粤港澳地区加快经济社会深度调整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助推国家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客观要求。同时,何宁卡表示,珠三角地区和港澳地区,无疑是湾区城市群建设的不二之选。
“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粤港澳大湾区,面积5.6万平方公里,人口6672万,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何宁卡指出,这个区域“经济发达活跃,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发展特征,初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粤港澳区域合作进入深化升级阶段”,这些特点都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同样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潜力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马化腾今年提交的建议之一,就是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将其打造成全球区域创新中心,打造成“中国硅谷”的摇篮。他认为,着力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不仅有助于促进和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更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
“香港金融和服务业发达,深圳在高科技和产业创新方面做得好,珠三角高端制造业发达,过去(它们)各自发展,目前全球(城市群)的成功模式是软件、硬件、服务缺一不可,三地刚好可以联合起来。比如未来可以实现金融服务在香港,研发在深圳,制造在珠三角。” 马化腾在接受采访时说。
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络人”的角色
全国两会期间,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这一概念时,来自港澳地区的很多代表委员都认为,这对于香港来说是一次好机会。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3月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具有现实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都等于欧洲一个中型或者大型国家的规模,香港和广东一直以来,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合作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前会长杨钊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有助于香港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大家都知道,近年来香港经济面临一些挑战,尤其是在金融领域。香港经济长期以来依赖贸易、金融、航运、旅游、地产和专业服务,全球因素对香港经济金融的影响远大于香港内部因素。世界经济不稳定直接影响到香港经济的发展。如果建成湾区城市群,那么内地和香港之间就可以通过人才的交流、贸易的往来、金融的互相流通形成优势互补。香港的金融优势可以帮助内地的一些企业获得融资的便利,而内地在贸易和人才上的优势也同样可以弥补香港的短板。”
在杨钊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不仅有利于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也会对改善香港的社会环境起到一定的作用。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前香港面临一定社会矛盾,例如房屋土地供应短缺、房价高企,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对短缺,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将推动三地资源的整合,一方面促进香港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人才向外输出,向珠三角地区提供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劳动人口密集,也可以协助解决香港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在采访中,不少来自港澳的全国人大代表表示,中央政府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提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层面,对香港既是激励,也是鞭策。香港是时候正确认识自己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更主动地融入与珠三角区域共同发展的大蓝图中。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著名实业家陈永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他更看重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将要起到的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对香港发展很重要。作为大湾区的一部分,香港的金融优势将会在整个大湾区的建设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认为香港应该担任好‘超级联络人’的这个角色,继续担当内地跨境贸易、投融资和商务服务的平台,进一步发挥香港的竞争优势,提升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中的地位。”陈永棋说。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该如何发力?
如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使之发展成为国际一流湾区?两会期间,不少参会代表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何宁卡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还需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他认为,目前粤港澳内部存在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还没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间在交通规划一体化、新兴产业错位发展、土地和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共治、公共服务同城化等方面还面临着协调难题;原始创新不足,区域内整体创新合作程度不深,创新资源未能完全实现共建共享,创新潜力尚未完全释放;交通枢纽功能不强,区域对外通道、湾区东西岸之间的连接依然薄弱,跨界交通基础设施衔接不够通畅;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严峻;在营商环境、国际影响力方面还有差距。
针对这些问题,何宁卡建议要重点从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全球创新高地、构建“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共建金融核心圈、共建大湾区优质生活圈等方面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同时,何宁卡建议国家给予粤港澳大湾区更大的改革权限和政策支持,包括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赋予重大合作平台更多先行先试政策、支持打造全球重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支持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基金等。
广东省江门市市长邓伟根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提出了他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一点忧虑:“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在产业和城市定位上存在模糊或同质化问题,不应该是简单的每个城市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邓伟根建议,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该进一步开放,尤其在涉企服务、营商环境、体制机制等社会软环境的打造上要学习港澳经验。这方面,江门可以发挥和利用“中国侨都”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继续打造华人华侨创业创新之都,在粤港澳大湾区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马化腾也同样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表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需要建立粤港澳科技湾区常态化合作机制,共同制定粤港澳三地科技创新政策;他认为香港应该担负起“超级联络人”角色,为科技产业创新牵线搭桥。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引进高端人才,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创新人才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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