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在这个清明小长假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也让曾经默默无闻的三个河北小县，成为投机客和炒房团的觊觎之地。然而，现实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

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雄安新区建设是一个重大历史机遇，但肯定不会成为又一个资本拉动的造城运动，不能让“炒房矮化了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

的确，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既然作为千年大计，就非一日之功，亦不会有一夜暴富之利，不能成为投机客的天堂、炒房客的乐土。

当然，一时楼盘停售、交易冻结，只是权宜之计。全国关注甚至举世瞩目的问题是：未来怎样规划和建设，才能让雄安新区成为那个众望所归的“千年大计”？

事实上，只有当雄安新区真正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了北京“大城市病”；只有当雄安真正探索出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培育出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只有当雄安真正调整优化了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加快构建了世界级城市群——到了那时，我们才能说雄安新区承担或实现了“千年大计”的使命。

雄安新区要实现这样的使命，需要遵循两个方面的规律——一个是国际上城市群发展的规律；二是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区建设中市场经济的规律。

而雄安新区有这样的标本参照，也有这样的经验可循，这是成功的重要保障。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即通过新城建设和功能的分化，解决污染和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问题。

但关键在于，新城能不能承接分化的功能，能不能承载更多的人口。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新城发展，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

比如，东京都市圈，超过100万以上的城市有4个，总面积1.3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3.5%；人口约356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7.8%；GDP占日本全国的三分之一。而纽约城市群，包括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等多个大城市以及200多个市镇，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总面积的1.5%，人口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2.5%。

这些城市群的共同特点，就在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分担和一体化的融合发展。之所以说雄安新区不是所谓的“首都副中心”，即在于它在整个区域经济和城市群发展中的作用。雄安新区不仅是北京破解“大城市病”问题的“两翼”，还是河北发展的“两翼”，更是整个区域经济和城市群发展的新引擎。

国际上城市群的发展经验，提供了他山之石。所以，雄安新区要建设绿色智慧新城，要打造优美生态环境，要发展高端高新产业，还要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显然，这都不是大干快上的“造城运动”所能完成的任务。

从国内经验来看，雄安新区被放到了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相提并论的地位，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甚至喊出了“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

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需要作出的一次重大战略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一场重大试验。一方面，它有着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建设提供的市场经济经验可资借鉴；另一方面，它可能还需要在市场经济改革中走得更远。

深圳和上海浦东之所以成功，有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有税收优惠等带来的政策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的体制机制效应。雄安新区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但是却一定不能承接非市场经济的某些体制机制弊端。

比如，北京当下的高房价现象，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行政资源堆积带来的结果，当然不能任由这样的效应在雄安新区将来出现失控的风险，更不能让这样的效应成为资本、人才流入的障碍。怎样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吸引人才流入和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这将是雄安新区需要试点并努力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