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作者重点关注了“生态城市”工程的四方面问题：

第一，尺度——将工程放置在更大的语境里观察，不单聚焦于其作为“生态飞地”的一面；

第二，概念的定义和标准——反思“生态”二字的内涵，以及生态工程的评估、执行、监管、审查是否实现目标所需的标准；

第三，社会适应能力——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空的容器，能将一个完美的城市社会直接植入，它更可能是一个需要被质疑和追问的空间，因为在技术理性的规划里，很可能并未充分考虑其应有的社会和政治功能；

第四，边缘地带的城市新贫民——在何种程度上，生态城市的建设加剧了城市贫困的生成。

尺度

“生态城市”的建设可以在多种地理尺度上展开，包括街区（neighbourhood），小城镇（town）和作为整体的城市（city）。那么，天津生态城工程在何种尺度上展开，这一尺度与其他尺度又有何种联系呢？这些考虑构成了“尺度的地理”（geographies of scale）的核心考量。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中新生态城的建设，是在城市尺度上推进的。作者观察到，与英国以及欧洲的生态城相比，中新生态城的尺度明显更大，感觉更空旷。天津生态城建立在大尺度街区的基础上，被宽阔的几条公路切割，其侧面才是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生态城的建筑也非常大，几乎都有25层。这使这座城市看起来大而空。

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要想给出答案，就必须把生态城的建设放置在更广的空间和经济社会语境里区考察。作者认为，一个只为自己的居民服务的生态城市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如何处理生态城市工程与其所处区域的关系，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环渤海地区虽拥有全国25.3%的GDP，但也面临环境和人口的双重严峻压力。兴建天津生态城，不只是为了建设一个高档住宅集聚区，其背后有着更深更宏大的考量，这就是：遵循可持续模型，重设城市发展道路，坚信可持续性的蓝图一定能通过专业的、科学的社会和规划知识来实现，并进而构建一个新的宏观尺度的生态城市与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天津生态城的建设不仅充分调动了“生态城市”这一新的全球层面的城市想象和话语资源，而且也在积极动员本地的各种要素，推进具体的工程建设。

还有另一种尺度也需加以考虑，那就是时间的尺度（temporal scale）。其中核心关切是：单个的“生态城市”工程是否孤立？它能否和其前后开展的其他工程形成关联？其影响能否持续？虽然预测不可能准确，但思考这些问题仍具有当下的意义，尤其对反思“生态城市”概念与实践有着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