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城市病  辩证聚与疏  善用“看不见的手”

记者：北京深陷大城市病困扰，怎样才能对症下药，治疗大城市病？

郭金龙：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100多万，10年间新增622万，其中超过2/3是外来人口。北京发展机会多，到首都追求个人发展的想法和做法，很能理解。新增人口贡献很大，延缓了老龄化，给城市带来了充沛的活力。但是，北京的人口承载能力当然不是无限的。重要的是，要坚决设定一个“人口天花板”，明确人口总量的控制目标。一个科学的办法，是用水资源来设定这个天花板。

我们要坦承，北京患上了城市病，令人揪心啊！集中表现在人口过多，交通拥挤，资源短缺，服务管理不够精细，距总书记提出的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差距甚远。北京采取一些限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何对症下药？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之路上，在改革创新中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要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修订城市发展规划。城市要界定人与空间的关系，规划就是空间规划和人口规划。

黄兴国：马克思有句名言：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京津冀协同发展，确实要从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着手。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转移，可以到天津，可以到河北，也可以到外地，哪里环境优、服务好，就可能去哪里，用脚投票，关键是提升环境，完善服务。

天津确立了“双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两带，南北生态”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形成了有利于实现城市定位和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同时，我们还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濒海临港的盐碱荒滩。天津滨海新区是承载首都资源的最大平台，其优势远未发挥出来。

周本顺：京津外来人口中，河北人占的比重很大。河北7300多万人，城市建设搞不上去，就还会有更多的人流入京津，加大京津人口压力。因此，京津冀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应当统筹谋划、合理布局。河北的责任是，通过优化城镇层级结构和提高建设水平，增强就地城镇化能力，最终形成对京津人口的反磁力。

郭金龙：人口是跟着产业走的，我们要研究哪些产业集聚人口，北京的人口聚是聚在三产上，要用市场的力量做好产业疏导。

坦率说，目前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结构。以前说二元结构往往指城乡之间，现在是城市里的新老市民的二元结构。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不能坐视差距越来越大，谨防形成城市管理与服务的堰塞湖现象，更不能让堤坝崩溃，对社会造成伤害。公众都很关心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服务，城市的提供能力与不断增加的需求不相匹配，最典型的是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中，目前非京籍的孩子约占47%。教育、医疗、社保等，成了关注焦点。新的二元结构，是下一步城市治理最棘手、也是最大的考验。毕竟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我们要按照总书记讲的，既从功能产业集聚开始，也从经济社会共赢开始，去破这个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