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12日，91岁的国际规划界传奇人物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逝世。本文系弗里德曼先生生前最新著作的中译稿，转载自《城市规划学刊》2017年第3期。澎湃新闻获得授权进行转载。

约翰·弗里德曼

“知难行易——孙中山”

在本文中，我力图阐释复杂性的概念，以及为何可以采用这一概念来解析在亚洲新兴而起的巨型大都市地区。这种超级复杂性起因于这些巨型都市群落的规模、密度、发展速度，以及进行管治的权力中心的多元性，我试图从中进行提炼什么是可以进行规划而什么是不可以进行规划的，以及这种规划是如何可以进行组织的。

本文并不是一个完整、连贯的叙述，而是由一些小短文所组成，我相信这些都市群落将对我们的专业提出严峻挑战。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来自三位杰出社会科学家针对复杂系统提出的观点；城市规划领域有关城市复杂性的简要文献综述；将长江三角洲作为一种超级复杂、多中心城市区域进行描述的图景；重新反思城市复杂性之下的空间规划，以及在亚洲超级复杂性背景下的一些空间规划原则。

1 有关复杂性的三个观点

15年前，曾经撰写过多篇被誉为城市模型经典之作的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 访问了距离上海100km的一个重要城市：苏州（Batty，2005，2013）。2012年，他在《环境与规划B：规划与设计》期刊中回忆了这段经历，并在编者导言中进行了反思：

“……人们非常肯定地告诉我，苏州现有1100万人口并正在崛起。如果与拥有2300万市域人口的上海叠加在一起，就已经比目前其他任何排名世界第一城市的人口还要多，譬如人口大约2500-3000万人的墨西哥或东京。我在这一行程中穿过一个巨大城市蔓延区，它更多是一系列彼此相邻或相连的高层建筑集群，完全融为一体，与任何诸如在美国的凤凰城或亚特兰大这类城市蔓延的典型案例不同。这在很多层面上当然也昭示着中国城市的未来……”

“在一个我们都将生活在城市中的时代里，界定城市规模必将是极其困难的，这在世界各地已经体现出来……如果我可以将伦敦这样的城市界定为800万、1500万或2500万人口，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操作排名曲线，使之在城市等级结构的组织中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当我们都居住在城市之中时，当然还会存在一个明确的等级结构，因为这是城市之间竞争的标志，事实上这种竞争似乎正在愈演愈烈。但是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使用物质形态来界定城市，而在此，它已经不能用来描述一个城市究竟是什么样了。如果从苏州到上海的高铁之旅需要40分钟，那么上海在哪里结束而苏州又从哪里开始？……现在我还可以画出“可能的”边界，很容易将上海- 苏州置于（城市） 层级的顶端，伦敦则排在前20，但是仍然还有许多可能的边界：这就是问题。”

“于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一座城市呢？在下一世纪，当大多数人口感受到全球化影响时，我们又将如何界定城市，因为这是我们不能界定城市范围的一个根本原因。实际上，人们很容易设想城市是由世界各地的联系网络所组成的，它们体现了贸易、社会交往，甚至知识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而变成全球性的”（Batty ，2012）。

巴蒂的问题在最近发表的研究中获得了一些解答，最著名的是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 及其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同事们，他们为其所谓的“行星都市主义”（planetary urbanism） 这样的一种全球趋向而争论（Brenner，2014）。城市研究中的这一转向显示出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思考城市——人口、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技术——所有这些都被联系到一起，并像集群城市一样在全球蔓延着。布伦纳在这一工作阶段中主要关注如何描绘这一行星城市，而迈克尔·巴蒂的工作由于采用从复杂性理论中得出的概念而处在城市模型的前沿领域。

系统分析的语言也是复杂性理论的语言，它现在被大量应用于广泛的科学论述中，包括生物学、生态学、组织理论以及最新的城市研究和规划等等。它大部分都是数学的，计算机模拟是此项工作的核心。计算是严谨的，但只是因为模型从根本上简化了被建模的现实而得以可行。或者，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系统动力学中心主任约翰·D. 斯特曼（John D. Sterman） 于2002 年写道：“所有模型都是错的”（Sterman, 2002）。以下是他在获奖讲座中的几段感言：

“人们发现最难理解的系统动力学概念包括：所有决策都基于模型，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这些陈述是违反常识的。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他们。但是接受它们是有效系统思维的前提……”“许多系统学家采用一个古代哲学家的著名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巨人肩膀支撑的。‘但是巨人站在哪儿？’一个学生问道。‘站在一只巨大乌龟的上面，’大师回答。‘但是乌龟站在什么地方？’学生坚持问道。‘另一只乌龟的上面，’这对话持续了一会儿，直到恼怒的大师喊道：‘乌龟会一只接一只地一直延伸下去！’”

“认识到我们知识的有限性，以及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事物根底之处的‘必然存在的前提’的假设，真是令人感到深深恐惧。指出别人的观点意见‘只是一个模型’是一方面，而认知我们自身信仰中的有限性则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所有的模型都错了，那么又该如何做出决定？乌龟一只一只承接下来意味着我们的信仰并没有绝对性，也没有最终基础，它是如此违反常识，如此令人恐惧，大多数人并不意识到‘这一明显错误’，或者变得如此疑惑而以最快速度叫喊着奔向那些声称可以提供真理的人……”

“当人类进行演进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去生存在一个由几乎不受我们影响但却能决定我们如何生活和死亡的各种系统所主导的世界之中。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系统所导致的后果。飓风或地震不会造成最大的危险。危险来自于由我们自身行动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由于我们无法理解并与我们的长期目标和最深切的愿望相一致而产生的那些副作用……”

“令我们失望的是我们缺乏有意义的系统思维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但不仅停留于理解复杂性的能力，理解库存和流量、反馈和时间延迟的能力。它需要但不仅停留于使用正规模型和进行模拟。它需要针对最高标准、科学方法的严格应用、以及进行探究的技能，去揭示隐藏于我们之中的假设偏见”（Sterman，2002）。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部分讨论的观点，我们引用另外一位杰出的系统理论家所作出的预测，他就是最著名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创始人——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该理论也是从事历史探究的一种模式。在《知识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一书中，沃勒斯坦提醒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中的人类前景，我称其为极其不确定性的前景。

“我现在不能论证这一议题，只能断言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似乎没有解决方案，以使系统恢复到一种暂时稳定的平衡。因此，系统参数急剧振荡并产生分叉。我们可以假设，在作出确定选择的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将会发生这种分叉的细化过程，并且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系统（或者诸多系统）。我们可能接着预料这一时期将会有一个激烈社会动荡，部分是因为体制的波动，部分是由于国家结构的合法性的下降，部分是因为将产生关于后续系统的性质的大冲突”（Wallerstein, 2004）。

沃勒斯坦接受了复杂性理论。他从这一角度告诫道：“最终，知识只能是关于选择，因而也要关于创新性、想象力和可能性。选择涉及到责任，学者和科学家恰恰是选择参与行动的人，承担对于自己主张的责任，承担对于自己的要求、自己的猜测和对于优先事项的建议的责任。”

“如果现实是不确定的，那就无法回避选择，无法不去进行价值承诺、偏好和预设进入分析过程……”“那么，科学，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我会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当我们接受不可能将知识与愿望分开，我们才能开始掌握的更好”（Wallerstein, 2004）。

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规划在历史观方面往往是朝前看的，但缺乏明确的实施路径。有些人认为这种愿景的“战略性”存有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问题（Albrechts，等，2017）。但是愿景只不过是关于未来的景象，既不能预言也不能预测，它意味着启发。实现这一愿景的实际步骤可能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快速铁路系统，人们期望其长期效应将引导想象中的（并且是希望的） 未来，但是其实际结果，特别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将留给后代去处理。在巨构都市群的尺度上，历史将不能得以预告。

2 规划中的复杂性理论

数十年来，系统思想一直是城市规划中的非常突显但又时断时续的部分。但是在规划中，复杂性理论依然是其中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这可以从各种学者在2013年举行的第二届代尔夫特复杂性国际会议（The Second Delf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lexity）（Portugaliand Stolk，2016） 所提交的成果中看到，规划的学术圈也融合了建筑师、脑神经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从这些“会后材料”中所获得的印象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学者结合到一起。尽管城市模型研究者之间的沟通相对容易一些，每位作者对于复杂性的见解不同。规划实践者显然缺席了。然而某些术语被反复提到，尽管它们大多是暗示性的比喻而难以可以被称为概念，例如自组织系统、路径依赖、非线性、过渡性、共同演化和出现。所获得的感受就是，规划学术圈仍在努力重新界定他们的领域，使其符合那些他们感兴趣的理论（de Roo and Silva, 2010; de Roo and Rauws, 2012; de Roo, et al., 2012; de Roo, 2016）。

尽管城市规划师安德烈·索伦森（André Sorensen）没有参加代尔夫特会议，他关于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的著述仍然很具启发性（Sorensen，2015）。在针对日本东海道大都市圈的研究论文中，他提供了在其他地方只是作为比喻的进一步证据，可以引发人们对于巨型都市圈地区的超级复杂性的新见解（Sorensen，2016）。他的方法是采用被一些规划学者称作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最初提要中的一些摘录凸显了他的一些发现。

“除开构成更大开发模式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即使没有中央性组织，每天塑造着数百万互相适应性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自组织的城市系统总是根据历史上和地理上相协调的一套制度（财产法、金融系统、住房条例、土地使用条例、基础设施融资和维护系统、地方政府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共同演化……”

“问题在于，（大都市圈） 的演化过程如何塑造制度变迁的轨迹，这样的变迁又如何促成了制度创新的关键时刻……在日本，1960年代的环境危机导致相应的大规模市民流动，风起云涌的环境运动是促使政府优先解决某些消极外部性并创造新型规划工具的关键因素，这些新型规划工具后来又促使市民主导的自治社区（machizukuri community） 蓬勃发展”（Sorensen，2016）。

索伦森在提要中所强调的是制度在城市系统中规制其他行动者行为所起的作用。在随后的摘录中，他的重点转向积极的反馈和土地开发。所谓积极的反馈意味着自我增强的信息，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国民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即使没有直接资本投资，当这些广泛区域融合到一起时，随着投机性资本在越来越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地方购买土地，这也会导致明显的资产通货膨胀……”

“城市增长的过程由此创造了一系列强烈的积极反馈效应，推动着房产积累，在历史经验中经常导致周期性的过量和崩溃，这也经常与创造比实际需要更过量的城市房产相关联，并且创造出巨额的虚拟资产，当更强的发展动力停止时，无论由于什么原因，市场价值就会崩溃。”

“……大都市圈的出现也是全球城市化进程最后阶段中的一部分。创造大都市圈的过程将只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一次……而且只会在有限地区发生”（Sorensen，2016）。

索伦森对于制度和积极反馈的观察是基于他对日本东海道都市圈的历史性分析，并且呈现了理论在应用于现实中既有的城市系统演变时所起的作用。在下一章节中，我将提出一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特色图景，以回到这个涉及多中心地区的治理和规划所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3 长三角：一个超级复杂城市区域

根据最新统计，长三角都市群落涉及两省及上海市中的30多个城市。包括于1996年作为协调机构成立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这些城市所涉及的面积大约有十几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1亿，其中大部分是城镇居民。值得注意的是，每个较大城市或者“增长极点”都被一种城郊地区（periurban zone） 所包围，它们在中国被归为农村，但却服务于中心城市的各种需求，而且正在迅速城市化而得以集中管理。相邻的城郊地区正在逐渐融合，创造出由高速火车和高速公路所支撑的连续性城市空间，从而将这一广阔的城市空间整合成为前所未有的人居地区，其中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1/10，而经济产量占到1/5以上。

长三角都市群落

这一都市圈的30座城市中的每一个都是开放性的空间系统，它们通过重叠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网络，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群落连接到一起。这一结论看似容易，但是测量并描绘这些网络即便有可能，也将会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根据管理需求而可以将城市经济协调会（MEO） 界定为一种系统，成员城市则构成了整个分支系统，它们每一个都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而不断重塑，并且也是来自成千上万的家庭、商业组织和管理机构的适应性决策的产物。但在整个中国，长三角只是数个城市群落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最终都取决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决定。在中国，长三角都市圈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城市子系统，它接受许多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有大有小，因缘各异。然而，这些因素没有一个可以清晰总括这一动态城市子系统以及组成部分的实际状态。

与此同时，在30个长三角城市中的每一个都与该系统中的其他城市相竞争。虽然它们可能通过城市经济协调会来进行合作，但是仍然不得不坚守面对国内外资本的竞争性优势。这一政策受到中央政府和本地人民的高度赞扬，它们希望从新投资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中获得收益。然而，每座城市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可能使整体系统的运转受到负面影响，例如空气和水资源污染、供水量减少、收入不平等加剧等等。

总体而言，这个人口稠密、快速扩张的城市体系给区域性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城市土地供应日益紧缩的情况下，目前城市土地价格高昂，而且它在每座城市的公共财政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因此，高层建筑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应对方法。

如果复杂性的定义取决于系统变量的数量和它们的相互关系，那么长三角超过一亿人口的城市群落可以被视为一个超级复杂的城市系统。这是一种客观看法。但是，复杂性也可以从管治系统的角度来进行看待，该系统应该监控、规制并规划长三角的整体运作。这是一种针对复杂性的主观性视角，这一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治体系执行其关键职能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不高，其管治整体的能力就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当然也包括城市规划功能。

在几乎所有管治系统中都存在涉及有无能力的因素。正是它们的累积效应，可能使得管治过程无法或不愿意面对系统性问题。当问题成为在超级复杂的情况下，为了什么进行规划，以及治理体系应该如何组织以便更为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主观性看法就起着关键性作用。

4 在超级复杂性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规划

在亚洲所有巨型都市圈的案例中，超级复杂性为可能参与决策和规划的人员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幸运的是，巨型都市圈属于“自组织系统”，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战略性规划的干预，它们也不可能崩溃，从而展示出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构成和增长模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发展路径必然是优化的。在最小干预的情况下，自组织适应型城市系统产生的结果，除非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处理，否则将会导致系统的长期不稳定性。在一篇关于城市新陈代谢的文献综述中，张妍（Yan Zhang） 写道：“当一座城市被比拟成在新陈代谢研究中的一种活体生物时，生物体中所有能量和物质的流动都应该得到考虑。……当城市的增长速度超出其管理者可以应对其问题的时候……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变得越来越显著”（Zhang，2013）。这是超级复杂性的真正挑战！

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荷兰规划学者卢克·博伦斯（Luuk Boelens） 和戈特·德·卢（Gert de Roo） 认为，应该重新审视规划实践以迎接这一挑战。他们称之为“面向模糊未来的后结构规划方法”（post-structural planning approach），这是一种没有整体宏伟计划的空间规划形式。他们的建议主要如下：

①超越，政府和“传统”规划的限制性范围；

②采用，区域中的、规划问题或挑战中的生活性微观尺度作为出发点，同时积极关注那些触发了“系统状态”转变、共同演化和结构功能更改的背景环境或宏观影响；

③辨识，在这些具体制度环境中对象和主体的新组合的各种选项和可能性机会；

④揭示，市民、公共和商业组织中的领导者们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中进行横向和弹性化的协同演变；

⑤分析，这些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如何单独和集体地相应调整这些设置及其路径依赖“ （de Roo，2016）。

这种后结构规划将“从根本上是开放的和无法定义的：它们在哪里结束，以及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演变是不可预知的”（de Roo，2016）。总之，作者要求新一代的规划师按照“社会企业家来工作，他们使利益相关方和利益共同方意识到有关行动的可能创造性组合的附加值，以及/或者现有能力的制约性。这种不加定义的规划可以提出解决这些限制和相应调整制度环境的建议”（de Roo，2016）。

欧洲规划理论的后结构趋势在何种程度上可移植到亚洲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规划文化正如规划所遇到的问题那样，在各个国家之间互不相同。在最后一节中，我将提出我自己的理解，什么样的规划可能开始来掌握亚洲大型城市的超级复杂的情况。

5 亚洲超级复杂性之下的规划

在上一节中，我探讨了在欧洲人视角中的欧洲的复杂性规划，所涉及的更多是宏观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指导原则。在这一结论部分，我设想从亚洲巨型都市圈的视角来审视空间规划的一些普遍性原则。在类似区域中，什么是这些城市的规划有可能不同于欧洲或北美的地方？显然，规模与密度是其中的一种差异：正如在长三角都市圈中所证实的，亚洲都市圈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密度方面都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区域的好几倍。另一个差异性体现于在未来数十年间它们的物质空间的膨胀速度。第三个差异性在于相对西方的贫穷性和它们有限的政府专业能力。这些差别很重要，尤其是如果我们赞同有关城市扩张动力学的条件、模式和趋势的可靠知识是进行空间规划的必要的坚实基础，缺乏这样的知识，规划师还能做些什么？

缘于此因，我认为在快速成形的亚洲巨型都市圈中进行空间规划，就相当于制定缺乏事实依据的计划。即使建立带有关键性变量的、可以允许误差容限的数据库，也需要付出巨大勇气。此外，关于更为远景的未来，规划师和决策者面临着根本的不确定性。当然，巨型城市群落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是“路径依赖”的。在快速扩张期间，在城市肌理中有一些既有因素可能会延续下来，这有助于融合进入整体。在这方面，我认为过去与现在与运输相关的投资和类似的大型项目，它们在为未来奠定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有着自身逻辑。与此同时，巨型城市群落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外部效应——空气、土地和水污染、资源枯竭、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以及破坏了基于场所的社会网络。除非它们众所周知的负面效应可以逆转，否则就很可能会达到“临界点”，这将使得整体城市系统陷入严重危机。

鉴于这些总体因素，我提出关于巨型城市群落聚集体的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无论进行何种空间规划，都应重点关注“始于足下”，而不是遥远周期。

第二个观点应该是，关于都市圈的整体系统性规划应该关注于减轻由迅疾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外部效应。

第三个观点是，创建一个三级相关层次的规划系统，在每个层级都带有明显不同的职责。接下来我将着重针对这点展开讨论。

我设想规划应当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展开：针对整体巨型城市群落的系统性规划； 大都市以及/或者市政层级的规划； 邻里层级的规划。显然，这些层级是相互依存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自治的。在这种功能混合中寻求正确的平衡将是困难的，而且只能通过试错过程来进行确定。关于大都市以及/或者市政层级的规划通常侧重于土地利用规划，由于其中大部分地区已经建成，这里将不再进一步讨论。然而，由于第一层级和第三层级是新的，需要进一步讨论。

众所周知，当一个组织将其决策系统下放（一个多中心的城市系统正是这样一种组织），就需要加强对于整体系统的中央性监控和控制。正如长三角都市圈及其30座城市与大都市区的情况，如前所述，1996年成立了一个协调机构，即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然而，大量的决策和项目实施是由低层级的机构如城市和都市圈完成的。正如中国案例所表明的，系统中主要城市集聚区的市长们应该具有核心作用，其潜在功能是多元性的。

在列表的顶端是为长远设定的目标和愿景，其中列出了整体城市区间系统所要实现的主要管理目标。例如，具有充分精确度、可以进行定期监测的可持续性目标。接下来重要的是努力提高整个系统的管治能力，并开始通过完善统计性的以及其他更为定性的信息，强化研究系统性开发、针对市政人员的培训方案和类似活动。这一新机构的特别需要关注的则是都市圈得以形成的新陈代谢整体系统：城际交通和国际交通、电力、电子电缆连接、水力管理、污水和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清理的管理。在这里，需要融入专家的判断，以确保在全系统范围内尽可能提高效率。

接下来重要的是启用监测系统，以及随后广泛涉及的年度报告，它们不仅关于系统的性能，也需要特别关注负面外部效应，例如各种污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

于是，新的区域性机构将成为一个观察站点，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一个进行培训和研究的赞助方以及一个对话与谈判的中心，它不是从事传统形式的编制规划。它将与在城市区域中的公共与私人机构相关联，并且传播信息，为整个区域中的决策机构提供服务，同时鼓励所有相关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交流。

现在我将转向第三级的邻里或社区规划，就亚洲而言，这里的资料仍然相当有限（Douglass，et al., 2008; Read, 2012;Tomba, 2014）。在这里，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界面上，城市生活的活力有着它深刻的根源，对规划师而言，生活质量是主要的问题。在西方语境下的社区规划（community planning），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具有强壮的社会关系单元。人们会认为在亚洲也是如此，尽管在亚洲城市中“邻里”和“社区”等术语通常是指人口密集的空间单元（与西方的概念不同），可以多达4至5万人。在所有场合中，多样性都是这些在特大城市中的最小规划单元的主要特征。然而大多数社区是其居民非常私人的、通常是长期依附的地方。正是这种依附使得这一层面的规划得到市民的积极参与是可能的，并且确实是有必要的。

在由市政府编制的正式规划的层面上，重点主要在于如何为市场、小学和高等学校、警察局、诊所等公共设施，以及普及性的供水和卫生设施进行空间定位。但是在超大尺度上，甚至连这些公共设施也往往从视线中消失了。因此，如果只是为了坚持要求获得上级部门的关注，那么在社区层面上的一些代表机构值得一提。同时，一些围绕着社区而合理组织起来的事务可以由居民自己为自己去做，尤其是那些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他们家附近的妇女们。

是否需要适应不同年龄段的操场？可供老年人从事户外活动的安静场所呢？为残疾人服务的场所呢？他们的交通如何解决？公立学校在步行距离内吗？还有健康中心？购物中心？有没有妇女们免受骚扰并可去的地方？社区是否清洁？固体废物是否被收集起来了？道路铺设了吗？开放式下水道被覆盖了吗？只要有代表性的地方组织被授权在公共和私人资助的支持下采取主动行动，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类似的地方性事务似乎可以通过社区层面的参与性规划得以解决。例如，是否可以根据人口规模和平均收入分发一小部分的邻里改善预算，是否有权将这笔钱用于小型项目以改善社区生活的品质？

我以问题的方式来提出这个建议，因为我可以想见公务人员不屑一顾的反应。然而，至少顺着这些线索进行一些实验，可以看到什么起作用了，而什么没有起作用。亚洲城市的社区种类繁多，从巨富到赤贫，从正规到非正规，从中心城区到散落于城郊地区。我们必须寻求适合每种情况的解决方案。生活质量是这里的问题，富裕社区可能不需要如同处在城市边缘的移民社区那样的关注。但是我相信，通过给当地居民一个机会，通过向甚至最贫困者提供资源以改善他们自己的社区，就可以提高整体生活质量。授权社区组织建立社区（community），将有助于稳定富有争议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整个城市化的亚洲建立起一个“和谐”社会。

【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系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区与区域规划学院荣誉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事务学院退休教授。童明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城市规划学刊》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