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设立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三地承载的功能定位不同，担负的使命不同，发展要素聚集模式也不同，雄安新区的建设不是深圳和浦东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要开创国家新区和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

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设模式，还是以日本、法国为代表的新城建设模式，抑或是以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为代表的迁都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避免和解决因首都承载过多功能而导致的“大城市病”及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雄安新区的设立，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进程中，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把握好新区建设与城市群建设的关系问题。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新区不仅承担着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职能，而且还承担着与通州副中心共同构成北京新的“两翼”，进而辐射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职能。众所周知，城市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城镇化的重要形态，成为各国人口居住和就业创业的密集区，以及支撑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综合实力竞争的重要载体。当前，聚焦雄安新区建设规划的政策建议和研究讨论非常热烈，但探讨雄安新区周边城市及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内容还比较少。为使这一千年大计更好地落地发展，就不能孤立讨论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而是要将新区的建设放到整个京津冀城市群中综合考量，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协同联动，科学确定城市群中各城市的战略定位，加快补齐区域内落后城市短板，创新管理协调机制，创新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优化配置机制，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和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第二，把握好改革创新与依法决策的关系问题。

雄安新区建设，重在体现一个“新”字，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汇聚创新要素，打造创新驱动和创新发展示范区。另一方面，雄安新区的设立，关系到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这一重大决策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治理、新城建设、单位搬迁、人口迁移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重大事项必须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作为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应吸收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建设中的有益经验，加强法制建设，创新完善新区法治保障系统，从法律上解决雄安新区的建制区域、行政区划等问题；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健全责任清晰且政令畅通的领导体制，探索行之有效且符合实际的运行机制，做好新区建设中的政策引领与立法确认，严格行政执法，保证在合理范围内社会公众的参与度；另外，要处理好已有法律与针对新区建设的法规条文之间的关系。

第三，把握好创新驱动与文化传承的关系问题。

雄安新区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创新驱动是雄安新区的发展基点，要致力于建设集技术研发和转移交易、成果孵化转化、产城融合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未来的雄安新区一定是一座开放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值得注意的是，雄安新区涉及的河北三县及周边区域属白洋淀沿岸古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在新区建设进程中，要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将科技创新元素与中华传统经典建筑元素有机结合，建设兼备文化内涵和创新元素的魅力新区。同时，要组织人文、历史、考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挖掘区域文化内涵，凝练区域文化特色，讲好“雄安”故事，传承“雄安”文化，以优秀文化传承培育新区精神，打造“雄安”文化品牌和城市精神，以此彰显新区特色，留下千年传承，为创新发展增添动力。

第四，把握好迁移人口与原住居民的融合问题。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这些单位是高层次人才密集区，他们向雄安新区的转移必将为新区带来大量的高层次人才。另外，雄安新区涉及的安新、容城、雄县三县及周边部分县域的原住居民约有130万，这些原住居民少部分会搬迁，大部分要留下来，要在新区再就业。按照规划，雄安新区远期将承载200万—250万人。这就意味着转移人口与原住居民要在新区融合发展。为此，一是要规划好新区的服务业发展和原有低端产业的转型升级，以此吸纳原著居民的再就业；二是要充分挖掘新区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以文化和价值观引领这两部分人群的融合发展；三是要利用新区优质的教育资源，做好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不断提升区域内人力资源的层次和水平，优化人力资源布局结构，为雄安新区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河北大学副校长、河北大学雄安新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