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加快，人口涌入给大城市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大城市社会、空间、环境层面产生了一系列压力，引发“大城市病”，威胁着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日于上海财经大学举行的“城市功能疏解与大城市病治理”专题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纷纷就中国“大城市病”治理开出“药方”。
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预计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让“大城市病”迎来了集中爆发期。
关于“大城市病”的产生原因，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看来，“有客观必然性”。
中国过去实行GDP（国内生产总值）考核制度，不少城市大搞形象工程，公共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优质资源城市配置不均；城乡统筹不合理等，都让大量人群涌入一线城市。
纵观国际经验，美国纽约城市功能疏解呈现典型的单中心到多中心的演变模式；英国伦敦城市功能疏解的先导是进行合理的城市规划，人口疏解与产业结构升级并举，区域间明确功能分工和定位。
“‘大城市病’不可避免，但从一些发达国家经验看，并非‘无药可救’”，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开出“良方”，中国的城市功能疏解要“以城市边界调整为路径、以城市群作为协同平台，以‘多规合一’为抓手”。
当前，雄安新区的设立便是中国直面“大城市病”的尝试。北京2015年率先提出“非首都功能疏解”，规划建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作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项战略举措，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拓展京津冀区域发展新空间。
“以城市边界调整为路径”是指要限定城市边界扩张，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布局，实现行政边界、地理边界和经济边界的有机耦合，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市边界调整转变。
“以城市群作为协同平台”则强调一座城市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体系，要以城市群为载体享受“城市群经济”，强化集聚的正外部性，弱化集聚负外部性，解决资源约束问题，功能协同、产业协同、市场协同、交通协同、环保协同、公共服务协同。
单一城市要实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环保规划的“多规合一”，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规划的协同和“合一”，避免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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