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谋求成为“经济中心”

某种程度讲，上世纪80年代，政府层面对京津冀区域发展还是比较重视的。

有关资料记载，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提出了“首都圈”概念。“首都圈”内圈，由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唐山、廊坊和秦皇岛组成，外圈包括承德、张家口、保定和沧州4个与京津邻近的城市。

1986年，在时任天津市长李瑞环的倡导下，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成立。这一组织最早包括天津、青岛、大连、秦皇岛、唐山等14个城市，被认为是京津冀地区最正式的区域合作机制。

两年后，北京与河北环京地区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6地市组建环京经济协作区，建立市长、专员联席会制度。这是当年又一个带有政府色彩的区域合作组织。

只不过，重视只能停留在观念，到了实际操作中，就显得阻力重重。

钮德明至今记得，有一次，经济学家于光远向他建议，研究北京的规划要考虑天津的发展。他认为有道理，就向北京市有关领导汇报，不料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是北京的官，不好考虑天津的事。”

与此同时，北京也为了建立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城市”，这让原本定位“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不太乐意。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当时的北京、天津就好比这两只老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维新告诉澎湃新闻，建国初期，北京是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连牙膏、肥皂这些日化用品都是天津生产。

据《北京工业史料》记载，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全市工业总产值仅为1.7亿元，还不到全国的2%。产业工人仅7万人，占当时城市人口的2.8%。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出台了第一个五年规划（1953-1957），明确提出要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总体目标。此后，钢铁、石化等大量工业纷纷上马，北京重工业的比重一度接近70%，在全国仅次于沈阳。

一直到“文革”之后，这个思想才有所扭转。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曾撰文回忆，1978年，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秘书长时曾参加过一个有关北京今后规划的重要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认为首都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它是政治、经济中心、中枢”，但“不一定是经济中心”。

两年后，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方针正式做出四项重要指示。其中第四项明确提到，要着重发展旅游事业、服务行业、食品工业、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业。这也是中央对北京绿色发展提出的一次设想。

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对北京的城市性质作了新的规定，“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批复没有提“经济中心”。

“近千万人口需要生活、就业。没有自身的经济，难以维护运转。”钮德明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北京市经委一位老主任曾向他诉苦，说不抓经济不行，抓经济也不行，左右挨耳光。

天津的相关人士则表示，北京就搞政治、文化，由天津搞经济。还有人一度曾寄希望于中央，把北京的“城市财政”改为“首都财政”，由中央包下来。

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北京也放不下自己的“首都身段”。

上世纪80年代末，钮德明参加了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主持的京津唐国土规划会议。在会上，北京的同志表示，天安门二层供不上水，使馆区用水也紧张，并特别说明，“北京的水是政治水”，要求把燕化边上的张房水库的水资源划给北京。

河北代表当场严词反驳，“北京是心脏，河北是胸膛，胸膛破了，心脏也保不了”。最后，河北代表还警示，难以保证群众不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