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的竞争力决定着中国发展的未来。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必须探索多极化区域协同格局并带动整体的发展思路，使得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国家级城市群浮出水面。

201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主要平台。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合理控制大城市过度扩张，加快健全中小城市硬件设施及软件服务，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发展的格局。

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介绍国家新型城镇化推进情况时说，“将进一步编制实施城市群规划。将通过城市群规划，特别是通过加强城市群综合交通网络的建设来合理地引导、支撑城市群的合理发展”。中国城市群规划实际上是按照国务院批复的中国城镇化规划制定而来的，城市群可以解决一些城市发展过程中自身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房地产的开发过程中更为重要。

按照中国社科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当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与成渝贵四大城市群正在向高级都市群迈进。目前构建网络化的城市体系，在金融、文化、服务、科技、制造等方面，不同城市及不同城市群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其侧重点也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分工合作、互补、平等的关系。

2016年6月初，国家发改委与住建部联合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长三角城市群规划的一个新亮点便是“一核四带五圈”的网络化空间格局。一核指的是上海，“四带”就是沿海发展带、沿江城市带、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沪杭金发展带，“五圈”则是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与宁波都市圈。

而从发展的模式来看，当前各城市群的成长是很有层次的，比如成渝城市群以要素合作模式为主，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早就走过了这两个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以布局合作模式为主，未来的发展重点就是制度合作模式。

成渝贵城市群很有可能成为第四增长极，因为其基本地位是“一带一路”的关键枢纽，欧亚一体化的重要支点，长江经济带的上游中心，大西南地区的综合中心与国家大西南的战略纵深，并且是国家的中心、国际枢纽及全球的门户。

2015年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核心就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实现与环首都经济群的错位发展。

珠三角城市群的战略定位是共同构建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定位则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等。这种错位竞争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