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全球城市”作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以下简称：“上海2035”）的战略目标定位，不仅是经济影响力，还包含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经济影响力无疑是全球城市的首要维度，公司总部、金融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是经济影响力的核心领域；而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则是全球城市的重要维度，不可或缺。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应当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维度形成全方位的竞争优势。城市总体规划作为各项发展资源的空间配置政策，应当贯彻两个基本原则。首先是对接目标，发展资源的空间配置应当对接“卓越的全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定位；　其次是对标范例，在对接目标的基础上，发展资源的空间配置应当对标和借鉴其他全球的成功范例。“上海2035”的城市公共活动中心体系集中体现了对接目标和对标范例的基本原则。

“上海2035”构建的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包含两类地域（主城区和郊区）和四个层级（中央活动区、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社区中心）。中央活动区是全球城市功能的核心承载区，金融、商务、商业、文化、休闲、旅游等功能高度融合，既链接全球网络，又服务整个市域；　城市副中心是面向所在区域的公共活动中心，同时承担面向国际的特定职能；　地区中心和社区中心则是面向所在地区和所在社区的公共活动中心。可见，中央活动区和城市副中心分别是全球城市的综合功能承载区和特定功能承载区。

上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曾确定了中央商务区（浦东小陆家嘴地区和浦西外滩地区）和市级商业区（以人民广场为中心，以南京路、淮海中路、西藏中路、四川北路四条商业街和豫园商场、上海站为依托的地区）。“上海2035”确定的中央活动区不仅包含上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央商务区和市级商业区，而且涵盖了更多的公共活动中心，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就是商务、商业、文化、休闲、旅游等功能的高度融合。可见，传统的中央商务区只是全球城市的经济功能承载区，而新型的中央活动区则是全球城市的综合功能承载区，不仅聚焦“上海服务”品牌，也涵盖了“上海购物”品牌和“上海文化”品牌。

国际经验表明，都会中心、滨水地带和历史街区是国际大都市的建成环境中最具活力地区，越来越获得投资者、创业者、居住着、旅游者的“全球价值认同”。在“上海2035”确定的中央活动区中，许多地区位于黄浦江的滨水地带（如外滩、北外滩、杨浦滨江、徐汇滨江、小陆家嘴、世博、前滩等），也有个别地区位于苏州河的滨水地带（如苏河湾），不少地区还涉及历史街区（如外滩、老城厢、人民广场、衡山路-复兴路地区、南京西路、提篮桥等历史文化风貌区都纳入了中央活动区），更有个别地区同时位于滨水地带和历史街区（如外滩、北外滩等）。城市中央活动区的多元属性使之能够形成功能定位、空间形态和风貌特色的协同效应，有助于提升全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上海2035”的中央活动区不仅对接目标，而且对标范例，借鉴了伦敦的相关经验。2004年的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首次提出，以中央活动区取代传统的中央商务区，作为全球城市功能的核心承载区。中央活动区是多种功能融合的公共活动中心区域，包括面向全球的金融和商务中心、独特的建成环境和文化遗产、国际性购物和旅游目的地（伦敦的两个国际性购物中心都位于中央活动区）、国际性文化和会展功能，还拥有法律、医学、学术和公共机构等。可见，伦敦的中央活动区不仅聚焦全球城市功能的经济维度，而且涵盖科技维度和文化维度。

“上海2035”还明确，在主城区设置9个城市副中心，包括中心城的5个副中心和主城片区的4个副中心。在上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4个中心城副中心中，继续提升江湾-五角场、真如、花木-龙阳路副中心，而徐家汇副中心已经纳入中央活动区，并新增金桥和张江副中心。此外，在虹桥、川沙、宝山、闵行4个主城片区分别设置一处副中心，实现主城片区的均衡发展。

同样，“上海2035”确定的城市副中心不仅对接目标，而且对标范例，借鉴了东京的相关经验。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增长，单中心结构导致功能和交通过于集聚，东京采取了多中心网络的发展策略，先后设置了7个城市副中心。每个城市副中心既是所在次区域的公共活动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还承担了城市层面的特定职能。其中，上野-浅草突出传统文化和旅游功能，池袋突出文化和娱乐功能，新宿突出行政、商业和文化功能，涉谷突出文化和信息功能，大崎突出研发功能，锦丝町突出文化和娱乐功能，临海突出国际商务、文化和交流功能。可见，东京的各个城市副中心分别聚焦全球城市功能的经济维度、科技维度和文化维度。

综上所述，“上海2035”的城市公共活动中心体系集中体现了对接目标和对标范例的基本原则。中央活动区作为全球城市的综合功能承载区，应当强化多种功能融合和多种属性协同；城市副中心作为全球城市的特定功能承载区，既要构建面向所在区域的公共活动中心，也要突出面向国际的特定职能。城市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将会有效提升上海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维度形成全方位的竞争优势，不断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唐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