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一体化的优化选择

处于城市群地理空间中的具体城市，为什么大多都希望能实现发展建设一体化？这是因为一体化既是扎堆成群的诸多城市趋利避害的一种优化选择，也是因为一体化的确有两方面显见的好处：一是它能够实现更加有效地配置城市群中的生产生活资源要素，能够彻底规避城市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同质化竞争所引发的效能低下弊端；二是它能够有助于跨区域矛盾问题的圆满解决，像雾霾扩散、水体污染等问题，就只能依靠跨区域协调处置才能破解。

一体化是一种在众多主体并存的环境中追求协同配合、彼此呼应、互动并进的关系协调至高境界。其实，一体化在动物界中也存在。我们大家大多都看过许多反映动物世界的纪录片。有一些场景想必肯定都记得：比如，深海中密集的鱼群，天空中密集的鸟群蜂群，不管它们怎么游弋转弯和上下翻飞，你会发现——它们始终就是一个有序移动的“整体”，鱼和鱼之间、鸟和鸟之间，既不会出现一片混乱，也不会发生相互碰撞，并且还能保证方向始终如一。这就是动物界的行为“一体化”。鱼和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它们的群落中间，有一种让所有鱼和鸟都能够自觉遵守的“一致行动指令机制”在起作用。

如今我们长三角谋求的一体化发展，其道理与上面这个例子十分相近。事实上，从世界城市化和城市群发展规律来看，处于城市群发展环境中的具体城市，在其发展的粗放化建设阶段，走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路子，完全可以维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可是一旦到了城市需要“更新再造”和谋求“转型创新”的精细化治理阶段，则它必须借助推动城市群实现一体化，来挖掘和增加新的发展动能，否则城市会最终丧失发展活力。纽约、伦敦、巴黎及东京等城市群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目前长三角就已经进入了这一发展阶段，所以谋求一体化意义十分重大。当然，深度融合了的一体化，通常还会给市民和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在高速上自驾和运货，都不会再有那么多收费站设卡收费了；不同城市的交通卡乃至银行卡都能通行通用；养老异地就医乃至企业货物出入境通关等也都可以就地解决。显然，城市间不可能为一体化而一体化，一体化的价值就在于它既能务实惠民又可挖潜增效。

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上海

长三角城市群，是世界上正在快速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而上海又是这个城市群中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区域影响等无城能及的龙头城市和核心城市。国家给上海的定位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国务院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发挥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和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这意味着：上海必须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世界城市和核心城市的先导作用。这就好比上述鱼群和鸟群，也需要有引领者和带动者一样。如果我们为长三角城市群确定诸如“小康型城市群”、“现代化城市群”甚至“未来式城市群”等品质晋级阶段目标，则引领和带动长三角城市群走向这一目标的龙头城市，就必定会是上海。当然像杭州、南京、苏州、宁波及合肥等大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也势必会扮演城市群各结点发展引擎的重要作用。

发挥龙头先导作用，就在客观上要求上海必须在发展目标上具备宏图愿景，在社会实践上具有“勇者先行”的精神。显然，上海这两点都已具备。从愿景上看，近期国务院批复同意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明确提出，上海的未来发展愿景就是——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建成实现了“五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建设目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从精神上看，上海既是红色革命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创新实践的前沿，中国共产党正是由这里的石库门最终走向了天安门，也在40年的改革创新中推动上海创造了经济文化发展辉煌，“敢为天下先”正是其突出的精神表征。

显然，上海正在努力朝着发挥龙头作用的目标不断迈进。像设定“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及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出台“上海文创50条”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等等，以及1月12日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与浙沪皖共同提出“创新引领，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倡议等，都表明上海正在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力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文化共融共通、用好制度红利

无疑，城市群一体化的难点就在于——要针对所有成员城市间需要协调配合、需要功能错位、需要守望相助的条线领域，率先借助必要的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及制度耦合，来调整改造以往影响这些城市无法统筹协调的法规条例制度，从而用蕴含了一体化价值共识的新制度新规章，来推动整个城市群走上创新转型和协调发展之路，让城市群中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所有成员城市，都能够分享到“一体化”机制创新带来的发展效能倍增红利。中共上海十一届市委三次全会特别强调，要奋力作好“制度供给”。而1月12日召开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则明确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要“促进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市场，大力实施长三角地区市场规则体系共建、创新模式共推、市场监管共治、流通设施互联、市场信息互通、信用体系互动的‘三共三互’工程，推进长三角地区创建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区域合作示范区步伐。”这表明上海市已经开始谋划借助制度供给和区域联动这个“阿基米德支点”，来力求“撬动”城市和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生新变。

不过应当看到，为城市群量身订制最具通约性的新制度新规则，其关键的着力点一定是在成员城市间实现民心相通、诉求相容。因为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然直接关系到在成员城市间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资源要素、划分功能责任、确定补偿关系、发挥比较优势等，其协调难度可想而知。也正因此，率先发挥文化发展建设在城市群中的共通共融、春风化雨、先行引导作用，可能与在长三角成员城市间创设一整套具有相当普适性和共赢性的制度体系相比，会显得格外重要。总之，唯有推进文化深度共通共融，并适时用好制度创新红利，方有可能让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突破。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