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经济最具活力、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在全国两会期间成为热议的焦点。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沪苏浙皖两会代表团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方面的建议达8件，而且在各地代表团全团会议和小组讨论中，“长三角”主题更被频繁提及。日前，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挂牌成立，更是推动一体化的实质化操作，意味着长三角区域发展已站在新时代、确立新方位、迈出新步伐。

从全球来看，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决定着21世纪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是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重要承载体，更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主阵地。长三角城市群作为规模上已跻身国际公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在引领中国经济发展中任重道远。

长三角区域合作不断深化升格

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由来已久，从1992年建立长三角15个城市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制度算起，已走过26年。1997年，联席会议升格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2001年，沪苏浙三省市发起成立由常务副省（市）长参加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2004年，沪苏浙三省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制度启动，长三角区域合作纳入最高决策层的视野；2006年，科技部正式启动了《长三角“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加快形成长三角区域内的创新整合优势，许多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了一系列跨区域合作；2008年，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联合发布了《长三角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08-2010）》，同年9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两省一市吸纳安徽作为正式成员出席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合肥都市圈纳入2016年6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后，在国家战略层面，安徽正式进入长三角范围。2018年2月，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成立，以解决长三角一体化的瓶颈问题。

通过梳理长三角合作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目前，长三角合作层次已逐步深化到了体制机制的创新。比如，以浙江网上技术市场等为依托的“长三角技术转移系统”于2011年开始试运行，如今，长三角技术交易网络体系已然成型。据统计，2009年至2017年，上海向浙江、江苏、安徽累计输出技术总计23773项，累计成交金额达311.94亿元。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表示，通过市场和行政力量的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仅取得了明显进展，而且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但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仍然还有一些难点需要攻克，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中的“断头路”问题，环境保护一体化中的深化联防联治问题，市场一体化构建中的共同市场问题，产业发展和布局中的错位问题等，都存在着不断深化合作的空间。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在一体化的助推下，有着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

近几年，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规划的协同落实，为长三角带来了强大驱动力。2017年前三季度，长三角三省一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10万亿元，占全国的23.7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9万亿元，占全国的15.57%；外贸进出口总额7.46万亿元，占全国的36.76%。虽然长三角城市群已初现与纽约城市群类似的金字塔层级结构，但经济发展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需要有效的竞争规则

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过度竞争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制约了产品、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一体化的发展初衷相背离。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言不讳：“真正可能影响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的因素，只有政府的行政壁垒。”因此，他认为，“更深层次的内部改革首先必须调整产业政策的行使方式，逐步确立以竞争政策为主导的政策态势。竞争政策是保持市场统一的基本方法，目的是为了能让企业沿着竞争的路线去经营，消减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垄断利润，以保证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和激励企业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创新。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难以建立一体化协调发展格局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在目前的地方政府主导发展的格局中，缺乏一个统一协调的有效的竞争规则。” 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张颢瀚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城市群经济以市场为导向，按供需关系运行，以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为前提，公平竞争，其运作空间是一体的、开放的，但不同行政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往往使行政边界成为要素流动的门槛，会导致交通不通、市场不畅。

正如亨德森（Henderson）所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产业和人口在城市的高度集聚可以提高工业和服务业企业之间知识外溢的效率，并形成更为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降低企业之间货物交换和产品销售的运输成本，进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经济运行效率。这是城市群发展的市场逻辑，资本和企业是当然的主角，政府则主要充当协调的角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东京城市群作为世界级城市群之一，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区域规划确保城市群内战略性协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其具体措施包括交通、环境、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产业一体化与行政体制的改革等，同时区域规划强调，这些区域政策的实施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且不划分具体的城市等级，而是适用于整个城市群内的所有成员城市，从而有效打破了行政疆界。

刘志彪强调，长三角地区也必须通过某些具体的项目行动来进行实实在在的联合，可以是某些具体的基础设施，如航空和港口的联合，也可以是某个重大的科技合作研究项目，如新能源汽车使用和充电设施的一体化等等，避免在范围广泛的领域中进行抽象议论和长时间讨论。而且，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制定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计划时，都要摆正自身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让企业作为利益主体就合作过程进行讨价还价，让企业成为一体化发展的主角，自己则尽量作为合作的搭台人，否则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一体化效果并可能变成新的“折腾”。

进一步发挥人才的集聚效应

十九大报告中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均与人才相关。与之相应，一段时间来，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出台政策瞄准人才引进，对“第一资源”的争夺硝烟弥漫。长三角合力打造人才高地已成为多方的共识。苏、浙、皖、沪三省一市正在推进长三角地区人才一体化发展。3月25日，苏、浙、皖、沪人社厅（局）共同签署了《三省一市人才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市所属区人才服务中心与苏、浙、皖三省部分地级市人才服务中心签订了《人才服务项目合作协议》。

针对当下的人才争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认为，对于发挥人才集聚的效应，中国的一线城市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目前对人才的使用存在误区。人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动态性的、流动的，他不同于矿产等资源，不会枯竭，而是越使用越创造价值。现在各大城市争相争夺人才，但人才频繁跳槽的现象则从侧面说明我们当下对人才并没有做到合理的使用。”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现在不再是“以邻为壑”的时代，而是“以邻为伴”，但各地的“千人计划”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争名，不夺利，这不是一种合理的使用人才的现象。其实人才不怕用，不怕共享，不要像藏宝一样压箱底。信任关系加上能力，对人才的发展和成长很重要。相互之间挖墙脚，拿人才作为争夺资源的凭借，人才不断地跳槽实际上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则，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地区拥有良好的文化、社会经济环境，对人才还是具备很大的吸引力。

长三角一体化中上海应具更高的视野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20多年中，各地的经济实力也呈现了动态变化。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卓勇良做的一组数据分析显示，长三角的发展水平正在趋同，万紫千红取代了一花独放。比如，上海GDP占长三角四省市的比重，1978年为35.9%，2016年降至15.8%。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如以上海为1，江苏为0.173，浙江为0.133，安徽为0.198。按算术平均，上海人均GDP是苏浙皖的7倍多。2016年，如继续以上海为1，则江苏为0.839，浙江为0.735，安徽为0.344，按算术平均，上海仅是苏浙皖的1.6倍。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也体现在具体产业上。比如，杭州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信息经济产业链。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杭州信息经济实现增加值2276亿元，增长22.3%，占地区生产总值25.2%。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秘书长郁鸿胜表示，“长三角的发展形态在变化，原来是一个特大型城市带动其他城市，现在则是其他城市与特大型城市共同发展。”“需要树立的一个理念是，包括杭州、合肥、南京等多个都市圈的迅速成长，对于长三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是有利的。” 江苏沿海开发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要把协调与均衡放在重要位置，区域内提升3个省会城市副中心的国际化水平和城市首位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协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上海对此已有共识，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提出，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推动上海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上海要担当‘一带一路’倡议的桥头堡，意味着更需要依托长三角的腹地联动发展。江浙沪皖政府应该尽快研究如何在利用这些战略所提供的机遇上尽快形成联动、共享和合作机制，来加快推动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指出，上海自由贸易港区的建设必然带动和扩大离岸贸易与转口贸易的发展，上海与长三角港口的联动合作和利益分享机制是什么？再比如，如何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战略行业的产业链？上海应该有更高的视野和格局来考虑与长三角腹地的辐射和融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