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纽约客》称：“在和城市有关的所有议题上，简·雅各布斯都是位难得的分析家。”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早已家喻户晓，而除却这本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著作，“城市-经济”三部曲（《城市经济》《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城市与国家财富》）亦是雅各布斯积累数十年的成果。雅各布斯针对城市经济的内部与外部循环、外向型经济的前途、城市发展的健康与均衡等问题，做了清晰的分析和解释。同时对后发国家遇到的发展瓶颈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解决办法。在中国改变城市粗放型扩张、追求生态平衡的发展时机下，也许对地方政府和相关经济机构有指导价值。

美国城市规划师、作家简·雅各布斯

城市漂移的美学

日本的一位人类学家梅棹忠夫发现，在历史上，当日本人处在一种实用主义的不确定状态时，很多事情能做得更好，例如在明治维新时期，人们就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相反，当他们有了明确的目标，下了坚定的决心时，结果反而事与愿违。尽管梅棹忠夫认为这种“漂移的美学”（esthetics of drift）是日本人特有的优点，是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主要区别之一，但其他国家的人们其实也有过类似经历。

我想，如果他去看看过去而非现在的欧洲或美洲，他就会发现那种不确定的漂移状态也是西方国家的特点，对西方文化的贡献同样超过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决心。

成功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说必须是终点开放型的，而不是目标导向型，在其过程中需要保持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色彩。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许多无法预见的问题会随时涌现出来，发明农业生产的人不知道土地会被耗竭，发明汽车的人无法预知酸雨。我曾经把经济发展定义为一个持续的创新过程，把新的发明有效地应用于日常生活。我们还可以扩大这个定义，把发展理解为一种随机应变的漂移过程，不断通过新的工作去解决新的问题，找到某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然后又需要用更新的智慧去应付更新的问题……

相反，用“目标明确”“规划长远”和“决心坚定”的方式去完成某个任务的“产业发展战略”，则属于一种军事化的思考方式。它背后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假设，以为人们完全可以控制、动员和操纵经济生活，战争时期的确可以暂时做到，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扩张却不行。

必要性不是创新之母，好奇心才是

麻省理工学院的退休教授西里尔·斯坦利·史密斯（CyrilStanley Smith）指出，在历史上，必要性并不是创新之母。某些必然的需要偶尔可以促使创新的利用和改造，但是创新的根源却在其他地方，也就是人们的好奇心，特别是他所强调的“满足感官需要的好奇心”（esthetic curiosity）。史密斯指出，冶金技术最先起源于制造项链上的铜珠子和其他装饰品，“远远早于实用的铜制刀具和武器”。对金属的合成与热处理起源于珠宝制造和雕塑，铸件技术则起源于模具。颜料（铁矿石最早的用途）、陶器、玻璃和焊接技术都起源于奢侈品和装饰品。甚至轮子的发明可能也是出于无聊，因为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轮子是玩具的部件。水力学及许多机械知识和技巧最先也是用在玩具和娱乐上面。车床用来制造鼻烟壶的时间比应用于重工业产品早了一个世纪。有延展性的铸铁最先是炫耀性的熟铁大门的替代品。化学工业的成长是由于黏合剂、漂白剂和碱的需要，用于制作更精美的纺织品和玻璃。图片的印版早于活字印刷。电镀技术最先是用于装饰贱金属制成的雕像，美化廉价的餐具。火箭技术用于娱乐的时间也早于军事应用和航空产业，以及把卫星送上太空。

世界上最早成功建立的铁路是用于伦敦的观光。我们中的许多人能够记得，塑料最早是用于玩具和厨房器皿，还有作为象牙的廉价替代品用于琴键。网球拍、高尔夫球杆和钓鱼竿则是后来经过强化处理后的塑料的最早制品。后来这些材料才逐渐用来替代各种弹簧、水管以及飞机、汽车和建筑用的金属。个人计算机吸引人之处首先是游戏，然后才是辅助日常工作。

电子发声装置如今用来报告温度、发出警告，而在很多年以前，它们最早是用于儿童玩具，那些所谓态度严肃的计算机开发商和使用者当时对其不屑一顾。在我居住的城市，我观察到太阳能热水、滴灌技术如今还主要是一种业余爱好，人们用滴灌技术来种植自家的蔬菜，可以有效节约劳动力、肥料、水和空间。

史密斯评论说：“所有伟大的发明都来源于不起眼的事物。”并且他谨慎地补充道：“但这些不起眼的新生事物常常被环境摧毁，让它们发扬光大的常常是人们的感官好奇心，而非实际的用途。”这些评论让我们想起了梅棹忠夫所说的“漂移的美学”。

科学家们经常看到，许多发明是其他项目无意中产生的副产品，经济发展中的漂移现象同样如此。最早的油井是为了给油灯提供燃料，但数十年之后，随着电力的普及，煤油灯很快过时了。不过在此期间，人们却发现了石油有很多其他的用途。胶水出现的时候是为了把沙子固定在纸上，但到了后来，胶水自身的用途和经济意义远远超过了砂纸。早先修建货运铁路的时候，人们只是为了把货物运到运河边的港口，早期的收音机只是为了联系那些无法架设有线通信装置的地方，例如轮船。留声机的发明人爱迪生当时以为，这种装置最大的用途是在商业交往中进行记录。

经济发展和扩张过程中的开放型漂移有着自己的规律，但它并不遵循军事意义上的“挑战”与“反应”的规律，并不像汤因比认为的那样，某个文明如果不能对挑战做出正确反应，就会灭亡。经济发展中真正发挥作用的规律更像生物的进化，它并没有我们可以预测的固定方向。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与我们的经济生活在许多基本过程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人类的例子中，我们也能看到大量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

例如在一个生态环境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内部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对能源的利用效率也就越高，那里的生物就会愈加丰富多样。人类的经济生活也同样，内部的多样化程度越高，生活就越是丰富多彩。也就是说，那些产品种类丰富、数量充足的经济体比产业单一的供应基地、产业迁入地更为发达。在自然界中，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的地方，其灵活度也越强，生物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具有充足的“自我平衡反馈环”（homeostatic feedback loops），也就是说，存在大量自动调节的反馈机制。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是如此。

正如我再三强调的那样，这种自我平衡反馈机制的缺乏正是许多国家陷入经济失衡、城市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原因。一般的动物不会无限地开发出新的行为模式，但人类不是一般的动物。人类会不断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职业和技能，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本身就具有这种创造能力，就像我们拥有无限的理解和使用语言的能力一样。假如失去这种不断创造新的职业、新的技能的能力——作为个人，我们从孩提时代就懂得不断学习；作为集体，我们的经济生活不断发展——我们可以作为其他物种而存活，但不可能成为人类。城市是开放型的经济体，让我们在经济上的创造力可以有效发挥，不断产生出那些“不起眼的事物”，并且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

增值税：一个典型的漂移式发展模式的案例

但很不幸，由于民族国家的体制和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只能获得间歇性的发展机会——不定期地、短暂地出现，地点也不确定——随后便是停滞和衰退。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除非我们能转向其他类型的发展模式，克服这种没有前途的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还远没有充分运用自己无限的创造力和开发力。

然而，既然面临经济衰亡的危险，那么任何有帮助的漂移式的发展模式都将有助于我们把城市的创造力保持更长的时间，也能使民族国家维持更长的时间。虽然国家和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有害，但还是能找到某些办法延缓这种衰退，这里有许多小的问题值得注意。

例如，增值税（VAT）就是一个例子。这是欧洲的精英们热衷于推广的一项改革，对欧共体各成员国强制实行，当然各国的具体操作有所不同。税率最高的是爱尔兰，达到 35%，对绝大多数制造品适用。与所有税收一样，增值税最终也是由消费者承担，但在形式上，它是对生产商征收的，只是以生产成本的形式抵达最终的消费者。增值税的征收方式是，当生产链上的任何一家生产商销售产品或服务的时候，它们都需要在销售价格中把增值税加进去，但同时减去自己从其他生产商那里购买中间品时已经支付的部分。因此，企业缴纳的税收是对这家厂商自己的附加价值的部分征收的，增值税也就由此得名。不管这个过程中涉及的厂商数量是多是少，最后所征收的总税额都是总的附加价值的某个比例。

政府很喜欢增值税的模式，因为它们不需要等到财富最终创造出来，而是在生产过程中就能把税收拿走。一种产品是在大型的、自给自足型的综合企业生产出来，还是在众多独立的厂商的合作中生产出来，增值税的作用会大不相同。在前一种情况下，税收不涉及大企业内部的许多交易。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过程中的许多环节都需要缴税，成本会提前反映出来。这看似是一件不起眼的事情（当然也有达到 35% 的高税率的时候），但很难想象，还有哪种更巧妙的不起眼儿的税收安排能够像这个办法一样，给那些大型企业、给那些有着众多分支机构和内部交易的跨国企业提供如此有利的税收优惠，同时却制约了多样化的小企业的共生模式。增值税在不经意间刺中了城市经济的要害，所有其他形式的针对生产品和生产服务的销售税也是如此。

欧洲经济共同体刚刚成立的时候，其目标是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创造统一的大市场，特别是为大企业的规模经济服务。显然在这个背景下，增值税尤其受到青睐。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欧共体设在布鲁塞尔的秘书处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标准，其中甚至有关于面包成分的标准。还好，许多成员国拒绝了这个统一的口味。

在一般情况下，关于产品的全国性或国际标准与健康和安全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它们却严重损害了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伤害了城市的活力。如果政府不鼓励甚至禁止企业偏离标准，城市的生产商又如何能根据本地市场的需求进行产品改造呢？由此导致的更多的生产方式、原材料和生产目的的损失到底有多少，谁又知道？

与之相似的是，面对某些实际问题（如交通、能源、污染等），如果全国乃至国际上联合起来，统一强制采取某种解决方案，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经济的发展前景。例如，有关排污企业的标准对于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是重要的课题，因为污染会在空气和水体中扩散。然而制定统一的标准并不是最有效的控制办法，针对具体的问题，开展更多的实验和多样化的解决方法才是更好的出路。很多时候，当某个新问题已经成为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时候，城市往往已经失去创造力和活力了。

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有毒废弃物的问题在美国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难题，这分明表示，美国各地的城市在问题的苗头出现之处没能进行妥善的控制和处理。假如美国的各个城市在过去没有很好地保护好饮用水源，而让它们受到废水和生活垃圾的污染，那么饮用水源的恶化如今也会成为全国性的难题。

所有的城市一直以来都在解决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然后把良好的解决方案输出到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如果这些城市没能发挥作用，问题就会逐渐累积起来，变得日益严重。

垄断会伤害城市，压抑它们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

反对垄断的一般理由是，它会导致产品的价格过高，给厂商提供不正当的利益。但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严格管制垄断企业的价格和利润，它们的危害就可以被消除。同时，保持垄断状态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它还是件有益的事情。其实，过高的价格尽管有害，却是垄断所带来的危害中最轻微的方面，更严重的是，垄断会妨碍其他的生产方式、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这些缺陷在垄断被打破的时候往往能突出表现出来。美国国会强迫垄断的供电企业从独立的发电商那里买电，并且按照自己下属企业的最贵成本制定价格，这使得大量小型发电企业应运而生。

某些企业，特别是波士顿和圣弗朗西斯科附近的企业，开始尝试新的发电技术。其他一些则重新启用被废弃的大坝，生产出了相当规模的电力，其生产成本和对环境的破坏都远远小于兴建新的发电厂。美国高等法院打破贝尔公司对自己的通信设备的垄断后，新产品和新服务也迅速出现。这些案例说明，一个国家在保持政治统一的情况下，也还是有部分空间尝试开放式的漂移发展模式。

在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城市经济逐渐衰亡，城市的资源被衰退性的政策抽干，可是有一座城市却能始终保持繁荣——首都，这是因为首都是衰退性政策的受益者。

当一座城市以行政中心作为自己的首要功能以后（例如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渥太华），显然，那个国家的转移支付、补贴、拨款、军工生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等机制越是发达，首都的工作机会就会越多，繁荣程度会越高。但如果这座首都城市正好也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的时候，表现就不是那么明显，例如伦敦、巴黎、里斯本、马德里或斯德哥尔摩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衰退性政策带来的繁荣可能会浮在表面上，背后却是这座城市的其他功能的退化、过时和枯竭。例如，在 20 世纪 40—80 年代，华盛顿特区的经济欣欣向荣，而在纽约，一度丰富多彩的制造业已经落伍、缩减，金融和服务产业虽然有所增长，其速度却不及夕阳产业的衰退和出口的消失，这座城市解决实际问题的创造力更是大大退步。假如美国的首都是在纽约（纽约在早期的确短暂地做过美国的首都），那就相当于把今天的华盛顿和纽约组合起来。这样一来，纽约的经济萧条可能会由于衰退性政策的增长，由于政府部门职位的不断增加而被更多地掩盖。

首都维持着繁荣景象，似乎最不需要复苏和调整，但这种表象往往是骗人的。在许多民族国家或帝国衰落之后，一度繁华的首都往往会暴露出自己令人惊讶的落后、无能和可怜。里斯本、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都是如此。我们不禁怀疑，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未来是否也会这样……让我们一起假想，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试验系统：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身处其中，由于信息反馈机制的缺陷，不时有某个社会的城市走向衰落，某些文明的城市则已经枯竭。这种信息反馈机制似乎有个前提，即那些放弃了有创造力的城市经济的人们不愿意承担继续发展的风险。

这样的景象并不完全是比喻，如果人们不愿意承担另辟蹊径的风险，那就会成为我们要面临的冷冰冰的现实。在城市停滞之后，社会和文明也将不再能够发展和繁荣，只会退化下去。

文章内容节选自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6月出版的《城市与国家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