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亿增长到8.1亿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从东部沿海城市、外贸明星城市的崛起，到如今中西部省会城市的高速发展，我国人口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向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一二线大城市集聚。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城镇化和大城市快速发展的40年，是中国城市体量不断壮大的40年，是中国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的40年。中国城市发展，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集中体现。

在6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年会上，与会专家用数据回顾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成就指出，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当中，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亿增长到8.1亿人，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

沿海城市崛起

改革开放包括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

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不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干活“大呼隆”旧体制下解放出来。农民手中有了余粮，有了一定的资金，农村又有富余劳动力，便从发展多种经营、创办小作坊、小企业起步，开始离开土地到小城镇务工经商，从而推动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

乡镇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占有相当比重。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504亿元，2000年增加到27156亿元，10年增加9.8倍，平均每年递增26.9%。

在这个过程中，东部沿海省份如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等地，得益于乡镇企业、乡镇经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经济强市，苏州、无锡、温州、泉州、佛山、烟台等一大批普通地级市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重要力量。

从1985年起，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城市经济及体制改革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着眼于探索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业体制，实行承包制、租赁制等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在对内改革的同时，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

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3.420, -0.02, -0.58%）、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经济特区建立。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做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

从区域分布上看，改革开放以后，南方城市的崛起是一大特点。在计划经济时代，北方城市明显占据优势。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城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中，北方明显多于南方。

不过改革开放后，南方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方城市的城区规模、城市发展水平已经明显超过了北方。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这一时期，北方的重工业城市由于体制机制的固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面临着一轮较大的冲击，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倒闭，出现了一次较大的下岗潮。近几年，随着能源经济的发展缓慢，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地区又一次受到较大冲击。

进入到新世纪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南方外贸明星城市发展更快。其中，苏州成为又一个快速崛起的现象级城市。

上世纪80年代，苏州成为“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90年代又开启了特殊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模式。新世纪后，苏州的外向型产业继续高速增长，城市经济总量（GDP）一度高居全国第五，遥遥领先于其他普通地级市。

省会城市逆袭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沿海城市尤其一些外贸明星城市发展快速；不过，到了改革开放第四个十年，这些外向型城市的增速逐渐放缓，相比之下，省会城市的优势就逐渐体现出来了。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外贸出口已难再现高速增长，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同时，随着土地、人力等成本的不断上升，许多企业转移到内陆地区或者东南亚，这些外向型城市也进入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阶段，增速逐渐趋缓。

比如，2006年，佛山GDP排名位居全国第11，“世界工厂”东莞位居第15，彼时“九省通衢”武汉仅位列全国第16，长沙位居全国第28。但到2017年，武汉稳居全国第9，长沙位居第13。而佛山已经退居第16，东莞位居第19。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对第一财经分析，东莞会被长沙、郑州、武汉等省会城市超过很正常。过去东莞“猛”，是因为当时外贸出口增长迅速，对经济拉动明显，而现如今区域经济发展更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作为地级市的东莞不可能像长沙、郑州一样具备对土地、科技等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

例如，在近几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辖市、省会城市具有天然优势，比如高铁，一般都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展开的，许多重大投资项目也会选择在省会投资。

一方面，2008年以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不断加快，而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省会城市的中心引领作用十分明显。

江苏省社科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树华认为，省会城市的科教文化资源雄厚，各种高端生产要素在省会城市的聚集度比较高。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过程中，一些高端要素资源必须要配套，在这个过程中，省会城市比非省会城市往往更有优势，省会城市的服务业占比也会比较高，具备了更强的辐射周边地区的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我国的人口也逐渐在向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一二线大城市集聚。

例如，在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其去年的常住人口进一步向珠三角中心城市集聚。2017年，珠三角人口数量比上年增加152.05万人，增幅同比提高0.42个百分点，比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高出0.98个百分点。广州、深圳两个超级大城市的人口，分别比上年净增45.49万人和61.99万人，两市常住人口增幅占同期全省以及珠三角常住人口增量的63.22%和89.44%。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徐林日前在第十五届（2018）中国蓝筹地产年会上说，从未来经济布局、人口分布调整来看，中国未来城市人口还是会呈现向沿海和南部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地区更多聚集的趋势，华北、北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人口外移趋势，因为这些地区自然环境承载条件不佳，特别是水资源条件。

城镇化进入到“下半场”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2%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15%，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是经济奇迹的引擎和动力。2017年，中国有14个城市的GDP总量超过万亿元，其总和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达到28.6%。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在前述“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年会发言中表示，40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1978~2017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1亿人，一大批新型城市崛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城市群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长极，成为我国参与国外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目前，传统的省域经济和行政区经济正逐步向城市群经济过渡，城市的集聚效应日益凸显。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5.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3%的人口，创造了39.4%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城镇人口增加了6.4亿人，增长了近4倍。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显示，至2016年，我国城区常住人口达到或突破100万大关的有89个城市，比上个世纪90年代初增加了近2倍。其中，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共有4座，介于500万到1000万之间的特大城市有8座，300万到500万之间的I型大城市共有15座。

徐林认为，从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个国家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是城镇化速度比较快的一个时期，中国现在城镇化率是在58.5%，还处在较快发展区间。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会达到60%左右，到2030年左右会达到70%左右。

未来城镇化动力来自何处？徐林认为，未来，这一动力不像过去那样来自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今后城镇化动力来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多达16个百分点。另外，即便是户籍人口城镇化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户口在中小城市、小城镇，而人却在一二线大城市工作的，目前城镇间流动人口接近9000万，所以我国流动人口大约有3.6亿~3.7亿人。

徐林认为，未来城镇化必须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让他们的家属特别是子女、妻儿能够一起在城市就业、居住，未来要花更多精力解决农民工落户问题，解决享受城市基本权利问题。

尤其是，经过40年快速发展之后，城镇化也步入到“下半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李晓江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年会上表示，今天中国城市的繁荣离不开三大利器，包括：开发区模式；土地财政房地产依赖；行政体制上用城市地方政府管理区域。

他认为，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三个本质性变化。“人变了、发展动力变了、发展逻辑变了”，因此“下半场”城市发展需要转向可持续的、公平的方式，而这必须要经过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