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

新浪财经讯 “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8月1日在成都举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并演讲。

杨伟民表示，前一段时间的抢人大战完全背离了城市化的这一规律，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城市是根本无法运行的。

杨伟民说，城市居民现在都抱怨，特别是特大城市，都抱怨保姆护工贵，这有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因素，但也和所在城市的政策有关。“你把所谓的低端人口都赶走了，那就得承受高成本的痛苦。”杨伟民如是说。

杨伟民认为，我国城市用地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居住用地太少，就业用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太多。而且用居住用地的高价去补工业用地的低价，杨伟明表示，“这助推了高房价，也助推了产能过剩。”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条措施，建立有效调解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调整工业用地价格，“但是没有落地。”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伟民：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第二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结合点。正确的城市化政策既能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也是空间结构、经济布局、人口分布的结构性改革。针对当前城镇化当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讲两个方面的看法，我今天不讲成就了，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成就了。

一、遵循城市化规律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我们真正按经济规律办事了。四十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也出现了农民工难以市民化、造城运动、房地产泡沫、人地失衡、职住失衡、城市病、大拆大建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没有按照城市化的规律来办事。有七个方面是下一步城市化当中需要把握的。

第一，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过程及结果，虽然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不能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源泉，把城市化当作拉动增长的手段。推进城市化不能盲目规划建设新城新区、圈地、造城、建房，这些虽然短期内可以拉动投资，但是如果没有产业、就业，没人居住，就会变成鬼城，投资没有回报，举债无法偿还，不仅增长会停滞，还可能带来债务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目前地方政府规模巨大、五花八门的隐性债务，其实很多就是以城市化的旗号举借的。

第二，城市化布局是集中的。人是跟着就业岗位走的，在农业社会人跟着耕地走，耕地是分散的。所以人口和就业也是分散的，但是到了工业社会，产业链集中，就业要集中，人口要集中，城市化就是就业和人口集中的过程。一些发达的国家，最终成为城市化密集的地区，也就是几片地区。对中国这种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最终成为城市化密集的地区也就是十几片，绝大多数国土最终就是农产品的主产区，或者是生态功能区。在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人口最终是要走的，所以大量的造城建房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的一些地区县县搞工业、镇镇搞开发，到处都有开发区，到处都有新城新区、房地产项目，到处都有工厂，到处都要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到处都要拉电网，建轨道交通，建高速公路，但是许多开发区其实没有工人干活，没有人烟，只有一个广告叫此房出租，但是真的会有人租吗？最终我想可能就会丢给大自然，给自然增加负担。

一些城市是依托交通枢纽形成的，但那是早期城市化的模式，那是因为周边本来就没有城市作为依托，但是现在一些城市在远离中心城区的地方，试图通过建设一个高铁站、一个飞机场就形成十几万几十万人的新城，本来你建设高铁站、飞机场就是因为有了城市才要建设的，怎么可能再依托这些场站形成新的城市呢？

第三，城市用地和人口要匹配。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但人地要平衡，进多少人就要占多少地，而不是反过来占多少地就要进多少人。

在土地财政的模式下，所有的城市都是只要地不要人，所有城市都认为给自己的土地指标太少了，而中央要求他们给进城务工人民落户的时候却迟迟没了动静。结果是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超出了人口集中的规模，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这是不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而且严重背离了中国人多地少平原缺的国情。

过去我们经常说我国是地大物博，现在对物博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就是知道自己资源是短缺的，但是对地大还缺少正确的认识。我国虽然有960万陆地国土空间，山地33%，高原26%，盆地19%，平原只占12%，丘陵占10%，人均平原面积只有860平方米，也就是说人均1.3亩。美国人均有12500平方米，欧洲是人均8400平方米，我国的吃饭问题、城市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必须主要依靠这860平方米的平原面积，所以集约利用平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浪费湿地占用平原是在吃子孙饭、断子孙路。

第四，城市是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的。城市化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城市的效率高，效率高是因为城市的社会分工可以不断细化深化，互相创造需求和供给，你给我看病，我就给你清理垃圾，你给我孩子教书看病，我卖给你油盐酱醋，等等。我们许多城市都要建成高大上的功能，比如说都要想成为科研中心，但是建成科研中心光有科学家就能建成吗？科学家也要吃喝拉撒，也要有人为他服务。前一段时间的抢人大战完全背离了城市化的这一规律，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城市是根本无法运行的。城市居民现在都抱怨，特别是特大城市，都抱怨保姆护工贵，这里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因素，但也和所在城市的政策有关。你把所谓的低端人口都赶走了，那就得承受高成本的痛苦。更严重的全局性的问题是，我国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已经呈现未富成本高的状态，其中人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政策缺乏包容性，只让农民工进城干活，不让他们在城市落户，表面上看降低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费用，但助推了全社会人力成本超阶段快速上涨，对保持竞争力是十分不利的。

第五，城市用地结构要均衡。我国城市用地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居住用地太少，就业用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太多。全国工业就占了3万平方公里，日本工业用地只有1600平方公里，中国住宅用地占国土面积的0.3%，美国占1.4%，日本占3%，日本的三大都市圈，法国的大巴黎地区，居住用地都是工业用地的5-6倍，而我们的城市一般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都是1比1，北京稍微好一点是1.29比1，北京还是工业最少的地方，但是这里边还没有包括农村的工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结构失衡是因为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重物轻人、重视工业，而且工业用地的价格低，居住用地的价格贵。用居住用地的高价去补工业用地的低价，助推了高房价，也助推了产能过剩。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条措施，建立有效调解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调整工业用地价格，但是没有落地。

第六，城市是要职住平衡的。我国城市核心区往往是就业用地多，居住用地少，比如北京核心区有92.5平方公里，居住用地占32%，行政办公、文化设施、公共服务等就业用地占37%，而且居住用地往往都是低层建筑甚至是平房，就业用地多是摩天大楼，北京核心常住人口和就业人口都是200万，估计职住比至少是0.5左右，也就是说每天至少上百万人口从四面八方进入核心区上班，晚上回到非核心区睡觉。相反，北京的回龙观、天龙苑两大睡城居住人口80万，其中50%人口是20-4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地点多是西二旗、中关村（5.260, -0.06, -1.13%）、望京、CBD等等，这两个地区的居住人口大大多于就业人口，职住失衡才是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不能都怨老百姓（67.620, -2.26, -3.23%）爱买车。北京二环路以内的面积在城六区面积的6%，但是承担了机动车交通量的30%。解决交通拥堵，治本之策是调整空间结构，促进职住平衡。

第七，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二、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中央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并提出到2020年落户1亿人的目标。但是现在这个政策落实得很不利，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就是说过去落实得太慢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宏观背景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应对策略之一是要扩大劳动数量。但是扩大劳动数量不是说要增加每一个劳动者一天或者一周的劳动时间，而是要增加劳动者一生的劳动时间，这对中国是非常有益的。

不让农民工市民化，不少农民工，因为我们中国大概有2亿多，不少农民工40多岁就回乡了，也就退休了，所以这些农民工一生就减少了工作20年，少挣了20年的钱，这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各地不让农民工市民化的理由是中央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方针，这里必须得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叫城市？在中国至少有3个由大到小的城市概念。

一是行政区，即直辖市、设区市的辖区面积。二是城区，就是设区的市。现在各地纷纷搞县改区，所以不少城市的荒郊野外都变成了城区，京津沪所有的县都改成区了，所以这时候行政区和城区的范围就一样了，但是多数设区的市还是城区小于行政区的，因为它还是有限。三是中心城区，比如北京的中心城区是城六区。

中央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里的城市指的是中心城区，不是行政区意义上的城市，也不是城区意义上的城市，而且要控制首先要控制的是功能，而不是要控制人口，功能不来了人也就不来了。你要控制人口，首先就要控制功能，因为是城市要做大功能，把人口给吸引过来，你怎么还控制帮你实现这些功能的人口呢？当然解决农民工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不仅仅涉及态度问题，还涉及到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特别是高考制度，等等。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了。

再说简单一个问题，现在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回乡创业，这也是放在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大环境来考虑，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已经下降，如果过早鼓励农民工大量回乡，作为他个人他一生的收入就会减少，作为国家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就会降低，现在城市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制造业用工严重不足，有的地区不得不到辖区的农村动员有劳动能力的人再进城。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业，但是今后谁来务工？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不恰当的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农村，最终影响的是国家竞争力，还会带来长远的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