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中国邮政官网发布了2019年邮票。这枚己亥猪年邮票的图样是一个欢乐猪家庭——两只大猪身前卧了3只小猪。

对于这枚邮票，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外媒近日纷纷发表解读认为，这很可能预示着中国即将于2019年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国内学者和媒体也对人口政策有所预测。有专家表示，我国明年有九成的概率推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针对二孩政策下发了诸多经济激励措施，比如延长产假、提供免费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其他福利。

这些关于生育政策的最新动向，其实反映了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当下的中国人口已然深陷严重的结构失衡危机，并引发了非常复杂和深广的社会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出现了持续的低生育率，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3.6%下降到2010年“六普”时的16.5%，0~14岁少儿人口的下降和减少趋势难以阻挡和逆转。与此同时，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和营养的改善，带病生存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病苦长寿化”现象凸显。一老一少两大问题夹击中国人口过程，并且引发了深刻的社会问题。

最突出的社会人口问题是养老支持、人力短缺和女性匮乏。其一是养老难。在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的冲击下，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已基本瓦解，双独家庭、单独家庭和非独家庭面临的养老压力各不相同，但都难以摆脱赡养脱离、老难所养、老难所依和老难善终的命运。宏观上，养老金支付危机已在黑龙江等省份初露端倪，在巨大退休潮的冲击下，缺乏养老金储备的养老保障体系脆弱性凸显，安全性堪忧。

其二是招人难。2003年前后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感受到招工难的气氛，随后问题不断蔓延和深化。时至今日，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早已超越“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随着劳动力的老龄化而接近尾声。从2011年开始，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几百万，迄今已经减少2000多万。人口大国将深陷“青年赤字”的困扰。

其三是娶妻难。农村娶妻难问题愈演愈烈，彩礼急剧攀升已经给出信号。今后将有3000多万单身男性焦灼地徘徊在婚配市场内外，可能威胁女性人身安全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同时，大量的男性单身人口不得不经历“孤独老龄化”的痛苦历程。

中国人口失衡危机为世界之最，其复杂性、持续性和挑战性恐怕史无前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必须开放思维、汲取国际经验、集聚全球智慧，来应对和治理错综复杂的人口危机。

其一，尊重人口规律，敬畏生命生产。人口发展规律的基本特点是“平衡性”。内平衡是指人口代际均衡、年龄平衡和人口性别平衡，人口储备性和消耗性的平衡；外平衡是指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还有民族人口发展的社会平衡。国际经验表明，在生育问题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的都是“柔性计生”（政府以宣传引导为主、辅之以服务或者是家庭计划）或者尊重人口自身的调节机制这样的做法。历史表明，发展不仅是最好的避孕药，也是最好的人口调节器。

其二，人口问题的产生有滞后性、连续性、累积性和强惯性，其预防性治理一定要打出时间上的提前量，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人口是慢变量、有周期性，人口问题从形成到爆发就像“温水煮青蛙”有一个渐变过程。日本深受人口高龄化的困扰，就在于没有及时应对人口少子化，以至于“人口代际平衡”被打破且愈演愈烈。如果鼓励生育的时机是意愿生育率高于实际生育率，那么只要改变生育条件就可以了。相反，如果生育意愿本身已经十分低迷，生育文化固有的惰性将使任何鼓励性措施事倍功半。当下的中国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想生不敢生，最好两个；一种是生都不想生，最多一个。低生育意愿的产生并不一定是经济条件等不具备，而是对生育缺乏热情和责任。

其三，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福利供给问题。18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过：人口就是国家的命运。年轻人口更是一国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中国需要重新认识人口基本国策的历史定位，就要学习发达文明国家的福利价值—政策—制度体系来全方位促进人口和谐、持续、积极的发展。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展示出生育友好、孩子友好的价值取向，如丹麦、瑞士、俄罗斯、新加坡等，所有精心设计的措施都体现了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福利主义。正是家庭政策真正到位的以人为本和体贴入微，才有效提升了一些国家过低的生育率，恢复了部分的人口生机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