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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城市外交”指数排名出炉,除了北上广深外还有……

2018-08-28 09:31 来源:中国市长协会

人们似乎只知道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而“城市外交”一词听来如舶来品。但在中国,它于上世纪70年代在各个地方悄然兴起,中国地方城市的对外交往始于友好城市。1973年,天津首度与日本神户结成友好城市。1979年,广州与福冈结成友好城市。

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2月10日,中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和444个城市,与五大洲133个国家的473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450个城市建立了2154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时至今日,“城市外交”已不限于缔结友好城市,随着实践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均有所扩展。

理论上认为,现代外交制度的建立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外交。在西方主权国家外交体系建立之前,城市是国际关系中对外交往活动的主体。

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1814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确立主权国家是作为现代外交体系的最基本的行为体。随后,城市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减轻,直到全球化时代再度登上舞台。

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城市外交定义,来自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普洛姆(Pluijm)和梅利森(Melissen)。他们认为,城市外交是城市或地方政府为了代表城市或地区的利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展与其他行为体关系的制度和过程。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前会长陈昊苏曾称:“城市外交是一种半官方外交,相对于纯民间外交而言,它带有官方色彩;而相对于由中央政府推行的官方外交而言,它又带有接近民间的非官方色彩。”

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流行病和移民等问题上逐渐休戚与共,以城市和地方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变得更加开放并成为积极的行动者。

日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发布了2018年《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综合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四个维度,分析了中国49个主要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GDP排名全国前20位城市等)的对外交往情况,得出综合排名及四个维度的单项排名。

以下,我们根据各榜单排名,来了解一下在榜城市的“交往力”。

1、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综合排名

中国内地49个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综合排名

根据《报告》,经济发展程度是决定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变量。随着2018年上半年各城市GDP数据相继公布,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城市GDP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重庆、苏州、成都、武汉以及杭州。

与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综合排名相比,这其中存在两个特例,分别是厦门和武汉。

厦门位列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综合排名第九位,但在今年上半年城市GDP排名中仅位列49名。反转从何而来,或许我们可以从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中寻找答案。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围绕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大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展开。《报告》显示,厦门在社会和经贸领域表现良好,但文化和政治领域相对落后。

华东九座非省会城市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

以社会领域为例,国际会议(会展)数是关键一环。这对于厦门而言,是明显的加分项。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作为中国的主场外交活动之一,开启了金砖国家合作第二个十年。“金砖效应”带来了厦门城市国际化水平、国际知名度及影响力的提升,为厦门会展业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而在经贸领域,厦门作为沿海开放城市,是典型的出口型城市,也是引进外资的产业集聚区。据统计,今年1月至7月,厦门共实现进出口338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占同期福建省外贸总值的47.9%。

与厦门相反,武汉今年上半年城市GDP排名第九,但在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综合排名中却只拿到了第十六位。根据《报告》,武汉在对外交往活力综合实力中,最大的短板是经贸领域,该单项指数排名49城中的第23位。

事实上,武汉在对外交往方面正不断发力。今年以来,武汉是不少外国政要来访的热点城市。1月底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4月印度总理莫迪、6月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都将访华的第一站放在了武汉。

2、二级指数排名

二级指数排名

无论是综合排名,还是二级指数排名,北京和上海都的领先地位毋庸置疑。因此,其余城市的表现成了我们关注的重点。

根据《报告》分析,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存在东西差距,西部城市由于地理上处于内陆,缺乏东部沿海的有利环境,其与外部世界的沟通相对阻碍更多。

西部与东部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比较

而近些年,随着对外开放、“一带一路”等因素影响,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

成都就是其中之一,在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中位居第5,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分榜排名中,均位居第4,是新一线城市中的佼佼者。

作为综合排名下的二级指标,城市政治交往的指标由外国领导人访问数量、领馆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和国际友城数量组成。成都,作为西南地区重镇,不仅是人口稠密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更是中国长江水路运输、西南陆路运输枢纽,拥有大量的人口聚集及便利的交通优势。

论及领事机构的数量,成都有一个内地领馆“第三城”的说法。什么是“第三城”,就是除了上海和广州,在成都获批设立的领事机构数量排在第三位,位列中西部第一位。

据了解,成都最新获批设立的领事机构是奥地利驻成都总领事馆,这是2018年第一个正式“开张”的驻蓉领事机构,开馆仪式还迎来了两位重量级嘉宾: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和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目前,外国获批在蓉设领事机构的数量已达到17个。

此外,作为全国第四大航空枢纽,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是西部地区唯一航线覆盖世界五大洲的机场。目前成都航空口岸已开通国际、地区航线109条,与90个国际、地区城市实现了通航,航点遍及五大洲,平均每周出入境航班达690余架次。

此外,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也在加速建设,预计2020年投入使用后,将形成年旅客吞吐量逾1.5亿人次,年货运量逾500万吨。要知道,在衡量社会交往活力二级指标中,国际航班数正是关键因素之一。

而在经贸领域的单项排名中,苏州拿下第三,位列上海、北京之后。城市经贸领域交往活力二级指标主要由进出贸易额、外企数量、合资企业数量等组成。

日前,2017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排行榜出炉。作为典型的外贸明星城市,苏州以2017年实现进出口总值3160.97亿美元,同比增长15.5%的成绩,排名第四。

根据《报告》,苏州在经贸领域较为发达,其余方面相对薄弱。但凭借经贸实力“一己之力”,在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中,苏州已经拿到了榜单第八。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汤伟曾在《国际观察》2017年01期上刊文表示,城市外交作为着眼于公共利益和国际行为体构建制度化的对外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交往。

文章表示,上海、约翰内斯堡、孟买等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以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为发展愿景,赋予城市外交强大动力。这种政策驱动却和自身工业化引擎功能造成内在紧张,需要“城市自治”。自治意味着成为独立政治单元、内部居民融合和外部对市民自决权的承认,目前尚难以实现。城市外交有三类操作模式:国际友好城市、城市协作平台、与国际组织的交往,都是在提升全球性,却和本土性产生张力,需要城市、国家、国际间的多重平衡。显然城市外交不仅仅是总体外交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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