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如果用一个词来“回望”这40年农村的改革之路，那一定是“探索”。

农村改革，先于城市和其他产业，前无古人经验可循，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正是这种探索精神，让农村改革探出一条适应时代需求，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之路。

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到稳定完善农村经济经营制度；从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到建立健全农村市场体系；从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到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从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到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带来历史性变化，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革。

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也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梳理和观察农村改革40年的几个关键节点，以点带面回顾我国农村40年所走过的改革探索历程。

节点：1978年，小岗村的“生死契约”。

探索：建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形式，冒着“坐牢”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无心”之举缘于40年前安徽遭遇的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为了不再挨饿、不再讨饭，小岗村18位衣衫褴褛的庄稼汉将家人“托孤”，秘密分田到户，搞起了“大包干”。

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公社知道了。“村里的牛草贷款、粮种贷款全部被扣下来，粮农贷款也不给了。”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已是75岁高龄的严金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心生感慨，“实在没办法，为了吃饱肚子，只能走这条路，没有粮，没有种子，就到处去借，硬是渡过了这个难关。”

可喜的是，小岗村在遭遇百年不遇大旱灾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大丰收。仅粮油总产就达到了3.5万斤，相当于前20年产量的总和。小岗村人不仅吃饱了肚子，还上交粮食给国家和集体，当年实现人均纯收入400元，是上一年的18倍。

但按当时的政策调子仍然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中央高层对农业农村问题的认识差异也很大。直到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央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探索和首创的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生产责任制新形式。

此后的1982—1986年，中央先后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五个“一号文件”，变革不适应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正式确立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并要求不断对其进行充实完善。至此，“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统分结合”成为我国农村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出发点。

此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土地确权颁证工作持续推进，截至2017年6月底，已完成确权面积10.5亿亩。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加快，截至2016年底，全国耕地流转面积达到4.79亿亩，适度规模经营已成趋势。

探索不停息，改革不止步。土地确权、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金融改革等各项改革在农村不断实施。农村改革探出了一条条发展新路，带来了一波波改革红利。

节点：1984年，丰收之年首次出现“卖粮难”

探索：建立农村市场制度。逐步放开农产品流通和价格，培育和发展多元市场主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之后，农民成为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商品生产者，农业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农产品供给大幅增加，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猛增到1984年的4亿吨，增长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但让中央大感意外的是，这一年全国却出现了第一次“卖粮难”。

就在1984年前后，吉林、河南、安徽等省由于仓储设施不足，产品又不能及时外运，出现了“卖粮难”现象；河北、江苏、湖北等省也因为相同原因陆续出现“卖棉难”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面对僵化、低价、低效的统购统销制度，农民只愿意完成国家下达的交售任务，并不想将余粮卖给国营机构。

怎么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松绑”，中央决定，允许农民出售国家收购任务之外的粮食。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除少数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农产品以外，其它农产品将相机适用于合同收购和市场收购制度。

至此，长达30年的计划体制下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在政策层面上宣告废除。1986—1997年间，农产品流通体系市场化进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计划性质的合同订购和市场化的收购方式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中配合运行，集中交易、市场定价、自主经营逐渐成为农产品流通领域中的常态。经过了十多年的市场化运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实质上已消失，以市场为基础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体系基本形成。

进入20世纪以后，我国相继颁布了多个全面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文件，减少政府对农产品生产和运销过程中的行政干预，加快流通体制的市场化和全面性综合改革。

节点：1992年，广东3个村庄悄然进行土地股份制改革

探索：建立了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26年前的1992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3个普普通通的村庄，悄然进行了一场叫做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改革。这是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史上值得标记的事件。

“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赋予农民集体资产股权和分红权利。”里水沙涌、罗村下柏、平洲洲表3个村子进行的探索，成为现今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报春种芽。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加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基层探索很快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201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通过改革，逐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保护和发展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2017年新年伊始，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年度第一场发布会上，原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这样表述：“30多年前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现在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调动个人积极性，可以更好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乡村振兴战略时强调，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

节点：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

探索：创新农村财税制度。建立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制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1999年以后，我国农村改革开始向纵深推进，农业政策以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支持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特征。

比如，从2000年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要求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2006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取消农业税。

在此之前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财税体制改革，使得财权和事权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出现了“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便向农民转嫁支出，导致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现象日趋严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统计显示，1990-2000年，农民税费负担总额从469亿元增长到1359亿元，增长了2.9倍，农民人均负担增长了3倍。

税费负担过重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弃耕撂荒问题十分突出。怎么办？又一道难题摆在了国家的面前。

2000年，中央决定在“大包干”的发源地——安徽开展税费改革试点，探索如何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主要内容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城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和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安徽农村税费试点成功探索创新了农村税费征管形式，促进了农村经济配套改革和农村社会稳定。同年3月，中央又确定在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16个省和自治区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年底有28个省区市及河北、山东、云南三省的210个县（市）全部免征了农业税。2006年1月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

据原农业部统计，2006年全国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总额为282.8亿元，人均30.95元，分别比2000年下降了77.55%和78.11%。

鼓励大胆探索，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徐小青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我国农村改革40年，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党尊重农民的创造力和农民的意愿，维护农民权益，以“人民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为依归，出台一项政策，都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并通过试验，对于基层实践予以总结，形成政策乃至法律。

农村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40年的农村改革就是围绕这一宗旨而展开的。可以说，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也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