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素有“山城”之称；这座城市是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座城市是中国中西部唯一直辖市，大家都猜到了吧？

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我们重庆见！

24日下午，孙安军理事长代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将象征年会承办权的旗帜授予重庆市人民政府，岳顺副秘书长代表重庆市人民政府接旗。岳顺副秘书长首先对杭州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中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介绍了重庆的地理、人文、城市规划建设概况，表达了对承办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信心，并表示将借此为契机，共谋城市发展，共创城市美好未来。

小编将重庆时报于2017年推出的文章《1949年以来的重庆城市化进程与城市规划演变》推荐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重庆的城市规划历史演变进程。

重庆，一座具有30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地处大西南，位于嘉陵江、长江两江交汇之处，一直是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的商业重镇。受地形影响，一直以来城市规模都不大，真正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来指导城市建设实践的历史也不到百年，若以1949年作为重庆城市规划演变与城市化进程的界限的话，1949年以前可以分为民族资本主义时期、陪都时期两个历史时期，而1949年以后可以划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直辖时期三个历史时期。本文所要谈到的就是1949年以后三个历史时期里重庆城市化进程与城市规划的演变，以及在这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中人们心目中的重庆城市意向转变。

一、1949年以后重庆城市化进程与规划演变阶段划分概述

（一）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期（1949-1983）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此时的重庆是西南诸省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面积300平方公里（时区面积约45平方公里），人口110万，地居两江总汇，凡陕、甘、川、康、滇、黔之商货出入长江者，皆以重庆为转运枢纽，商业繁荣居西南之冠，物质力量雄厚。

抗战时期由于大量工业企业以及人口的涌入使城市不堪重负，以及躲避日机的轰炸，重庆城市空间结构就沿成渝公路、川黔公路以及两江，开始一种跳跃式发展，城市形态演变呈现出一种组团式演进。解放后重庆作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大批工业型组团迅速成长。工业分散布局在沿江和对外交通线上，形成一批工业区和卫星城镇。由于强调城市的生产性，住宅仅作为工厂的配套设施就近建设，由此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生产和生活片区，再一次强化了组团式的城市结构。由于陪都时期的物质基础积累以及建国后重点工业建设，重庆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一种行政力量推动下的跳跃式发展。

（二）第二阶段——市场经济改革时期（1983-1997）

1983年，重庆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成为计划单列市。同年，《重庆市总体规划（1981-2000）》获国务院批准，从规划上正式提出了“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重庆市整体空间形态的演变也在这一规划思想的指导下向组团式结构进一步加强。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重庆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强。

（三） 第三阶段——直辖时期（1997-至今）

1997年，重庆成为全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城市化进程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这十多年来，重庆城市结构出现跳跃式和渐进扩张式并举，由中梁山和铜锣山构成的东、西屏障和由长江、嘉陵江构成的两江屏障被大规模突破，城市原来的各个组团也逐渐扩大、合并。整个城市呈现出“一岛一心、两江四岸、四山三片”的大格局。这期间的城市规划也伴随着两版不同的总规经历了两次演变。

二、对于城市意向的理解

究竟什么是城市意向？参照凯文·林奇的说法，简而言之就是城市中的各种元素，城市中的各种场景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由于观察者和关注对象的不同，每个人的这种印象也是不同的。在笔者看来，能够体现整个城市转变的城市意向应该是公众的意向，它应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心中拥有的共同印象。我们对于城市意向的分析也就更多集中于城市本身，而物质空间这种“外显性”的内容无疑是大多数人都能够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的内容。因此本文对于城市意向转变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对于大多数人都具有“可意向性”的城市物质空间内容方面，比如人们心目中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地标等等。

三、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规划演变

（一）城市化进程概述

八年抗战，给重庆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城市人口从战前的47万激增到130余万，市区面积由战前的12平方公里扩大到45平方公里，辖区面积也增大到300多平方公里。重庆的城市面貌，工业化水平以及其他如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公用设施等，也都较战前有长足的进步。然而，重庆短时间内的这种急剧空前发展，纯由抗日战争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一特殊的历史形势所造成，与其他都市之自然成长，大相径庭。同时也给重庆城市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半岛人口密度过大，建筑用地所占比例高达71.16％；道路严重不足，人均道路不过2平方米，棚户捆绑房密布其间；交通设施严重不足，公路尚未形成系统，缺乏环城道，水陆之间缺乏联络线，未能形成联运；市容卫生环境恶劣，全市无系统的下水道，污水横流，垃圾遍布；城市建筑零落紊乱，支离破碎，多为竹笆篾棚、旧式木架屋和砖柱土墙屋，砖混结构房屋比例较小，带有相当大的临时性和仓促性。可以说，这段时期内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

抗战后，随着大量内迁企业和机关单位的离开，重庆一度出现逐渐没落的情况。但随着解放后重庆被定位为西南最重要的机械工业基地、兵工业基地，重庆开始了在工业化引领下的城市化进程。这一时期城市主要区域还是集中在渝中半岛、沙坪坝、南岸弹子石以及江北城等几个片区，由于工业企业的带动，大坪、石桥铺、九龙坡、南岸李家沱等地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快。而1966年嘉陵江大桥通车后，整个城市空间开始向北拓展，江北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同时，江北区中心也开始由江北城向观音桥地区转移。在这三十多年里，重庆市人口也从387万人增长到643万人。

（二） 城市规划演变

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于1946年4月完成的现代重庆的第一个城市规划——《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就结合抗战时期重庆已经形成的分散型城市结构，引用西方当时先进的“有机疏散”理论、“卫星城”理论，提出了疏散市区人口，降低人口密度，发展卫星城镇的设想。

1960年重庆编制完成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重庆城市初步规划》，规划中正式提出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布局原则，强调将工业在更大范围内分散，规划了市中区、大杨区、大渡口区、江北工业区、李家沱——道角工业区等9个片区，在外围规划了北碚、歇马、西彭和南桐4个卫星城。可以说这个1949年后的重庆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陪都计划》中的城市规划思想，也进一步奠定了重庆跨越式组团发展的城市空间格局。

从那一时期的重庆中心城市区规划图我们则可以发现，那一时期我们的城市分区还是以人民公社作为基本单位，此时的重庆市中心区已基本形成“解放碑-较场口”和“上清寺-两路口”两大公共服务圈。

（三）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市意向

关于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市意向，笔者有幸采访到4位六十岁以上的重庆本地老人，通过对他们的访谈我们可以了解到，“重庆城”在他们心目中一直都只是渝中半岛这一区域，。而他们心目中关于那个时期重庆最清楚的记忆就是解放碑和遍布山城的“梯坎”（台阶步道）。

四、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规划演变

（一）城市化进程概述

1983年重庆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被列为计划单列市，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有了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政策条件（包括1992年辟为沿江开放城市），相比起之前三十年，城市化进程有了显著发展。组团式城市格局进一步加强，并且进入扩展期，表现出组团功能逐步完善、部分组团合并、组团规模扩大。在八十年代里，工矿企业的发展依然是重庆城市扩张的重要因素。比如大渡口片区由于重钢的发展，逐渐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城市组团。

如果说七十年代重庆城市化主要是向北拓展的话，那么八十年代重庆的城市化向南的拓展动力则更足。随着1980年7月1日重庆第一座长江大桥通车，南岸区开始快速发展城市中心开始向南坪纵深转移，南坪迅速成长为同观音桥、沙坪坝并重的城市副中心。1988年石门大桥通车，沙坪坝同江北联系变得便捷，城市向西发展动力加强，大石坝、双碑等地城市组团开始成形。这一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重庆城市发展完全是以向南拓展为重心，比如重庆高新技术开发区、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坡工业园区在九龙坡区和南岸区先后成立，重庆南部几个组团的城市化扩张明显快于嘉陵江以北地区。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城市经济发展中心和现代化交通条件的改变，江北城、南岸弹子石等老城开始明显走向衰落。终于，1993年起，市政府开始对江北城实施“规划冻结”。

（二）城市规划演变

1983年获国务院批准的《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以下简称83版总规）首次提出主城采用有机松散、分片集中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结构，将主城划分为市中区、观音桥、南坪、大坪、沙坪坝等14个规划组团（片区）。并在规划中提出了“居住——就业”平衡的理念，每个片区既有劳动岗位，又有相应的居住区和公共服务设施，大多数居民可用步行方式上班和进行文化活动，做到就近生产，就近生活，尽可能减少客运交通流，减少城市通勤压力。在非建设用地规划控制方面，各片区以江面、绿地、荒坡陡坎和农地隔开，避免连成一片，使绿地入城市，以分散热岛，改善环境。各片区人口规模控制为5.5万～23万；片区建设尽量集中紧凑，配置较完善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系统。设置了观音桥、南坪、沙坪坝和石桥铺4个片区级中心，以疏散市中区（当时即指渝中区）的压力。并且继续延续了自陪都计划时起的建设外围卫星城的思路，规划了长寿、北碚和西彭3个卫星城。

在83版总体规划的指导下，重庆城市规进一步强化了组团式布局，规划重点也都集中在各个组团的集中建设区。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中心区以及部分组团密度日益提高，面积也有所扩大，但各组团之间的山体、绿地等隔离带都还是控制得较好，基本没有因城市扩展而被侵蚀。大疏大密的城市空间形态也在这一时期演变成型。

（三）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市意向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在重庆居住时期在10年-20年的人群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笔者也就有机会能够请他们回忆一下八九十年代他们印象中的重庆城。其中提到最多的还是解放碑和朝天门，而在一些三四十岁的人口中和他们的调查问卷表达中，则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到了“消失了的……”这一类事物（比如有不少人提到的大码头，吊脚楼）。另外从回收的城市意向图绘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重庆居住过一段时间的重庆市民大多对重庆组团式的城市格局也都有比较深的体会。

五、直辖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规划演变

（一）城市化进程概述

1997年，重庆成为我国第四个直辖市，从此城市化进程进入一个加速期，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都开始迅速膨胀。2010年6月，国家级开发区“两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重庆又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

这一阶段，重庆市区人口由460万增长到超过800万，市区面积由214平方公里扩展到600多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整个重庆市的城市化率也从18.99%增长到51.6%。这一时期，由中梁山和铜锣山构成的东、西屏障和由长江、嘉陵江构成的两江屏障被大规模突破，城市沿对外交通干线快速伸展，两山外围地区的小城镇逐渐变成城市的新组团，两山以内核心区的组团则不断充实、扩大和部分合并。2000年北部新区成立，标志着重庆城市发展中心向北偏移，从此，城市新拓展区向北迅速扩张。此后，城市主要交通流也从以东西向客流为主转变为以南北向客流为主，最大流向为江北区—渝中半岛—南岸区。

这14年里，从1999年黄花园大桥通车开始，一座又一座跨江大桥通车，进一步打破了两条大江对城市的分隔。这14年里，重庆第一条轨道交通建成通车，新的火车站在江北落成，在渝中半岛，一幢又一幢的高楼打破重庆最高建筑的记录……这14年里，城市每天都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同时，城市化进程也以它不可逆转之势将旧城的历史吞噬。1998年，朝天门广场落成，延续千年的朝天门码头被彻底改变；2003年，江北城整体拆迁，在原有的位置诞生了重庆大剧院、重庆科技馆，它们都将是未来江北CBD的重要地标；2010年，南岸弹子石老街全面拆除，未来这里将是隔江相望的南部CBD总部经济区……1949年以前重庆城最有历史的三个组团中的两个经历了彻底的改变（渝中半岛老城的变化也是显著的，只是不像江北城与弹子石老街那样完全拆除新建）。

（二）城市规划演变

在这一阶段里，重庆组织了两轮城市总体规划，分别是《重庆市总体规划（1996-2020）》（根据批复时间简称98版总规）与《重庆市总体规划2007-2020》（简称07版总规）。

98版总规继续沿用了“多中心、组团式”的布局结构，在主城内规划了渝中、大杨石、大渡口、沙坪坝、南坪和李家沱等一共12个组团；提出组团与组团之间以河流、绿化和山体相分隔，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每个组团内的工作、生活用地大体做到就地平衡；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城市多级中心的结构体系，设立观音桥、南坪、沙坪坝和大杨石4个城市副中心；突破了中梁山和铜锣山两山屏障，在主城外围地区规划了鱼嘴、西永、西彭、鱼洞、长生等11个组团，作为与主城密切联系的独立新城，是主城用地结构的延伸和发展。同时这一次总体规划中也提出减低旧城开发强度，加大新区建设力度，加强山城风貌特色的指导思想。在该总体规划的指导下，重庆直辖头十年里的城市规划变化主要集中在新建地区的扩张上，但各个组团在扩张的同时还是有意识的注意了组团之间的绿化和山体保留，对旧城区的改造规划则是以逐渐改造，疏散人口，降低城市密度为主要方向。

07版总规中，城市空间结构变更为“一城五片、多中心组团式”。主城由中部、北部、南部、西部、东部五大片区组成，中心城区包括中部、北部、南部片区。以片区为格局有机组织城市人口和功能，各片区具有相当的人口规模，城市功能完善，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相互协调发展。多中心包含一个城市中心和六个城市副中心，城市中心由江北城、解放碑、弹子石滨江地区共同组成；六个城市副中心为现状的沙坪坝、杨家坪、观音桥－新牌坊、南坪副中心，及新规划的西永、茶园副中心。每个片区包含若干组团和功能区，共形成渝中、沙坪坝、大杨石、观音桥-人和等16个组团。功能区则是组团外以现有小城镇为主体的独立城市建设区域，规划以都市旅游服务或教育科研功能为主，包括歌乐山－中梁功能区、黄桷垭－南山功能区等八个功能区。严格界定功能区边界，控制功能区发展规模，不得侵蚀周边隔离绿带，避免功能区与组团或功能区之间建设用地的粘连。在07版总规的指导下，城市重点发展方向为向北发展，同时适当发展中梁山以西以及铜锣山以东地区。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北部新区建设得到大力推进，跨越中梁山与铜锣山的西永、茶园两个城市副中心开始迅速成型。在旧城更新方面，规划指导思想为有机疏散，调整优化城市结构为主。

由于这一时期城市扩张过于迅速，各个组团之间的绿地隔离带也逐渐被侵蚀，中心城区的各个组团逐渐合并到一起。为了控制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内容还专门增加了组团隔离带规划与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整体城市发展也更进一步突破两江四山限制，基本上形成了“四山三片”的大格局。但从实际的城市发展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组团式空间结构发展的城市规划思想其贯彻效果已在逐渐减弱。另外，这一时期重庆城市规划演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加强了城市设计对于规划控制以及城市建设的引导，比如政府组织编制了渝中半岛整体城市设计，两江四岸城市设计，大型聚居区规划设计等等，其中渝中半岛整体城市设计还被市人大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为城市规划的法定内容。

（三） 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市意向

关于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市意向我们的调查结果选取主要集中在外地来重庆务工、学习，或迁居重庆时间不长的人群。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解放碑依然是人们提到频率最多的地方，大剧院、重庆科技馆等新的城市建筑与地段也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意向表达中，另外一些被以前年纪稍大的人群较多提及的大礼堂、朝天门等，尤其是朝天门广场较之于以前的朝天门大码头出现的频率则都有一些下降。在城市意向地图表达中，许多人也还是在重庆地图的大概轮廓上标出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点，这和关于前一个阶段的城市意向调查表达有所类似，只是表达范围有所扩大。

六、不同时期人们对于重庆城市意向的转变

通过不同时期人们对于重庆城市意向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转变：

（一）第一阶段（1949-1983）：这一时期的资料相对较少，从有限的调研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个阶段人们关于重庆的城市印象都是集中在渝中半岛，蜿蜒曲折的山城“梯坎”、江边的渡船和崖壁上的吊脚楼。那一时期的人们对于一些工业化的成果也都还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比如嘉陵江大桥的通车。工业城，是人们对于重庆的一个较普遍认识。

（二）第二阶段（1983-1997）：这一时期人们关于重庆城的“可意向性”区域有所扩大，但仍然是以渝中半岛为中心（尤其是解放碑、朝天门这两处地标）。在访谈中人们都会涉及到很多城市变化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一阶段不少市民已经能反映出重庆组团式的空间结构布局（表明重庆组团式城市结构已经深入人们的感受）。人们对于重庆城市空间物质形态的认识几乎都是以各个分散分布的节点形式分布在意向认知地图上，认知元素都是某个小区域或节点地标。

（三）第三阶段（1997-2010）：这一时期人们关于重庆城的“可意向性”区域进一步有所扩大，中梁山和铜锣山（南山）开始出现在城市意象地图的表达中，渝中半岛依旧是意向表达的中心，人们对于两江交汇处周围的城市变化印象都比较深刻（比如江北城的变化）。这一阶段人们关于可意向性的城市空间依然都是呈“点”状散布的，认知元素也都是以区域和节点地标为主。另外从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关于重庆城市“可意向性”的一些共同点：

1. 都是以两江作为参照点形成城市的基本形态骨架，而且表达区域大多以渝中半岛为中心区。

2. 若涉及到南山、中梁山基本上是作为边界要素出现的。

3. 城市意向表达中几乎没有关于道路的内容。

4. 可意向性的城市空间都是呈“点”状分散分布的（就像一个个独立的节点分布在地图上）。

5. 渝中半岛及其高楼鳞次栉比的建筑群空间形态始终是人们对于重庆城市印象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七、结语

历史发展的脚步有快有慢，但其前进的方向是任何事物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从重庆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规划演变思路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与时俱进，充分发挥重庆的优势，根据城市的现实情况和发展态势，不断调整和优化规划思想，提出更佳的城市规划选择，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引导与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