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针对过去发展过程中产生“夹生问题”的原因，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就显得尤为迫切。
城镇化本身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城镇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城”这样简单的表象。在这一简单的表象背后，包含着种种综合的社会性制度变迁。
在过去的30多年，在我国经济发展获得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城镇化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极速发展时期。然而，由于部分制度滞后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出现了“伪城镇化”等“夹生”的问题。
截至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达到了53.7%，但是，其中只有36个百分点是户籍人口，还有16个百分点是农民工。这16个点农民工大约有2.3亿人，再加上其家眷共约4亿人，这4亿农民市民化，需要庞大的社会保障、教育等投入。
这4亿人的真正市民化问题，正是过去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遗留的“夹生问题”。
市民化的困难，并不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而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存在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理念的制度变革。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针对过去发展过程中产生“夹生问题”的原因，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就显得尤为迫切。
如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既定道路情况下，新型城镇化和制度嬗变这两者将相辅相成。
去除城镇化GDP考量
原本，去除城镇化GDP考量并非制度变革的直接内容范畴。然而，在过去的旧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将城镇化与政绩挂钩，进行汇报和考评，从而让城镇化染上了GDP色彩，甚至让GDP变为左右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许多地方城镇化发展演绎成为一场场房地产盛宴。直到今天，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上演的“大跃进”式的新城区建设，依然是GDP思维下的城镇化现实版体现。
去年，国家发改委针对全国12个省的156个地级市做了调研，并在2013年9月公布出结果。结果显示，这156个城市中，有92.9%——也就是145个城市正在搞“造城运动”；其中，12个省会城市要建设55个新城区，每个省会城市平均要建4.6个新城区；而另外133个地级市要建设200个新城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造1.5个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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