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正式出台，大湾区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由香港、澳门及珠三角9市构建而成，未来要建设成世界城市群，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规划纲要多次提到创新，第一个原则就是创新驱动、改革引领。大湾区的创新涵盖多元主体、多样形式、多种层次、多个领域、多种内容，创新型经济体建设可以看作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特色之一。建设如此巨大、高能级的创新型经济体，世界上少有先例。就全国而言，大湾区创新型经济体建设将是推动国内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引擎力量。就全球而言，大湾区建设也将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区域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

珠海横琴区的建筑物。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经济体的“三大”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三大特征”，这使其在中国创新发展进程具备重大历史担当：

一是经济体量大。粤港澳大湾区面积不到全国1%，人口数量不到全国5%，2017年GDP达到10万亿元。大湾区同时拥有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重要增长极。与世界上其他三个著名湾区即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辐射带动的区域经济力量雄厚。以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是其他湾区总和的4.5倍。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增速是其他湾区的2倍以上，经济总量超过旧金山湾区，接近纽约湾区，已与加拿大相当。假以时日，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大湾区。

二是带动影响大。珠三角9市与港澳形成“9+2”格局，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经济体的实体和实质性的部分。大湾区与珠江-西江经济带深化合作，是带动中南、西南发展的重要力量。大湾区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等开放联动，构成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空间平台。大湾区东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台湾，南连东南亚、南亚，北接长江经济带，西到北部湾经济区，对“一带一路”形成有效支撑，构成“一带一路”关键支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经济体带动范围大，反映了它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价值。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经济体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国家全力支撑大湾区发展，这为大湾区注入不竭动力。

三是创新后劲大。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后劲强劲。首先是科技产业创新条件优越。深圳是全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基本单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广州等8个国家级高新区统称珠三角国家示范区，这是全国第二个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定位于世界级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创新资源不断集聚。深圳-香港以“数字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前三，2016年粤港澳发明专利数量超越旧金山。其次，制度创新空间巨大。“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制度格局，是世界上其他湾区或经济体所没有或少有的。从短期来看，在这样的制度格局下，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等目前都不能完全顺畅流动，因而大湾区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格局，让大湾区既有“一国”之利，又有“两制”之便，即：国家可以发挥顶层协调作用，大湾区内部多元主体又能充分沟通协调，找到不同制度之间优化创新的最佳路径，因而双重以至多重优势明显。

建设创新型经济体带来发展新动能

世界一流的创新型经济体建设能够为大湾区带来新动能，简而言之表现在“增量”、“升级”两个主要方面。

创新型经济体建设，对香港、澳门而言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帮助其扩充发展容量，核心是使港澳的创新资源与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转化。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全球竞争中依然靠前，但过早地“去工业化”，也使得香港产业过度依赖于金融、贸易、地产及相关行业。香港近年来提出要开拓新兴产业，但人口不足、土地面积有限，技术端拉动及消费端拉动都显得动力不足。另一方面，香港金融、贸易发展水平与一些制度优势国际领先，教育科研资源充沛。通过建设大湾区开放型经济体，香港可以迅速巩固自身优势，弥补不足，更好地担当“超级联系人”，能够更好引领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在此过程中香港的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将获得巨大的动能。

澳门产业极具特色，主要来源于服务业。澳门博彩业依然一业独大，近年来其他产业如金融及商业服务、仓储物流、通信等占比持续增加，经济结构向着合理化方向发展。笔者访问澳门时，澳门专家普遍谈到两点：一是澳门具备建设世界休闲中心的条件；二是澳门紧密联系2亿多的葡萄牙、巴西等葡语系国家。澳门属于微型经济体，常住人口较少，面积较小。近年来，澳门参与了横琴近6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并扩大到中山的翠亨新区、江门的大广海湾新区、广州的南沙自贸区。开放型经济体大大扩展了澳门的影响力空间，助力澳门实现发展目标。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经济体，能够显著地提高大湾区内地城市和产业的素质及效率，核心是推动原有产城的转型升级。广东9个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十分突出，按人均GDP来说，香港、深圳人均GDP是惠州、江门、肇庆的26倍之间。广东9市加工制造业发达，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高。“9+2”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距世界一流湾区还有较大的差距。以人均GDP这个经济密度指标来算，粤港澳大湾区只有纽约湾区的32%、东京湾区的40%、旧金山湾区的18%。大湾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刚刚超过60%，远低于其他三个湾区80%以上的水平。从发展阶段来说，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基本上处于创新引领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相当一部分城市处于要素与投资拉动阶段。建设大湾区开放型经济体，发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作用，以开放促进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分工，以创新引领区域产城实现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动力变革，这必将带动整个湾区以更快的速度迈向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

优化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创新型经济体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建设创新型经济体，既是巨大发展机遇，也将面临多种多样的挑战。例如，不同制度的存在给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可能，但如何尽快地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以形成合作红利，就是各方需要解决的创新性难题。

要使创新要素能够充分流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是创新经济体发展的关键。从推动节奏来看，内地城市应有时间表实现全方位向港澳人才开放，港澳则应创造条件有序向内地人才开放。广东省目前已推出“人才优粤卡”，可在此基础上，扩大港澳居民享受市民化待遇的对象与内容范围。大湾区要率先推进专业人员资格的互认。结合自由港政策的扩展，促进商品货物特别是科研器材通关便利化。要探索人民币、港币、澳币汇率合作机制，率先实现科研创新经费出入境自由流动。

要培育壮大创新型产业体系。充分研究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前沿，确立大湾区科技产业发展重点方向。大湾区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因此应充分利用腹地广阔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在大湾区城市的转化利用。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的制造业比重在5%-15%之间。大湾区内地9市的制造业比重为60%。应积极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发展数字经济，形成大湾区创新经济的特色竞争力。推进科技研发、实体经济、人力资本、金融资源协同发展，形成创新型产业链条。推广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湾区的应用，建设智慧湾区、智慧科技走廊、智慧社区等。发挥港交所、深交所的作用，推动金融资源顺畅进入实体经济，支持新经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注重促进风险投资发展，支持创新型企业“独角兽”和“瞪羚”等企业的快速成长。

要放大创新平台的作用。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前沿问题，鼓励港澳与内地城市前瞻性地共建国际化的科研平台、联合实验室等，开展专项研究。依托广-深、广-珠两条城镇、产业密集带，打造广深港科技走廊、广珠产业走廊，加快科技与产业资源沿交通线布局，建设产业联系紧、空间联动强、功能联结好的世界级的创新走廊。布局建设一批创新中心、科技产业园、创新研究院、创新工场。充分发挥中央政府部门的协调统领作用，在港、澳与内地城市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平台的伙伴实验室。世界级创新中心必然是知识产权易活跃的区域，提升广州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深圳专利展示交易平台等功能，建设对创新具有引领性的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要完善创新合作的体制机制。深圳的创新依托于企业，受制于一些瓶颈障碍（如高房价等），高端人才流失严重，原始创新力量依然薄弱。除广州、深圳之外其他制造业城市，研发活动不够。香港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人员与开支均超过50%，推动香港高等教育机构与内地企业的合作空间巨大。大湾区合作在税收、劳动保障方面存在着政策差异，应探索做出适应的政策调整。内地与港澳尤其是内地城市盛行抢项目、抢税收等做法，未来应朝项目共建、成本共担、税收共享方面转化。鼓励企业家牵头发起各类科技创新委员会、科技创新基金、科技创业平台，以市场化体制机制建设促进科技与产业创新合作。

共建支撑创新的优质生活圈。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近7000万，超过许多较小国家的人口。应以改善社会民生为重点，提升大湾区公共服务水平。围绕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关键问题，对接国内外一流区域，进行优化改进，建设绿色、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湾区。加强创新文化培育，形成鼓励创新、宽容轻松的创业氛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国际化水平依然偏低，应研究国际人才流动特征及趋势，出台相关引进海外人才计划，逐步提高国际人才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才高地。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冯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