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春阳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小城镇是乡村向城市过渡的一种空间形式，这一非农人口聚居之地，一直被视为农民生活圈的核心[1][2][3]。然而小城镇在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中的作用异常微弱，未能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和缓解城乡矛盾提供必不可少的“中和作用”和联动效应。

半个世纪以来，小城镇的兴衰变化是中国城乡之间平衡与协调发展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小城镇的“先天不足”和“后天乏力”使之在整体意义上的功能结构更接近农村，相应地，“就地就近城镇化”很可能只是一些学者们的一厢情愿，城镇化“主力军”来自广大农村之农民，物质层面上的“城镇化”首当其冲地推动了城市人口规模上的“扩容”进程。从推拉原理的理论上分析，小城镇和城市的“拉力”，即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吸引力同时驱动着乡村人口的迁入。

中国城乡“城镇化”的实践表明（如图1），小城镇未能完全融入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进程，至今72%小城镇的“扩容”规模停留于1万人口以下[3]的“非城非镇”阶段。尽管中国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1980年—2000年期间，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迁移的年均规模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温州、苏南、珠江三角洲、耿车、民权和晋江等地[4]，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助推小城镇的繁荣发展，并且催生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的萌芽。但是，与“由乡到市”迁移相比，“由乡到镇”迁移相对弱化的趋势十分明显[5]。2011年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规模达高2.11亿人，而城镇间流动人口仅0.7亿人，前者为后者的3倍[6]。2016年全国121个小城镇居民来源调查也发现[3]，小城镇7成居民是世居的“原住民”，仅有2成来自乡村的迁入人口。

小城镇城镇化的整体质量不高及无序状态，还反映在小城镇空间格局出现专业镇的“诸侯经济”（“小马拉大车”[7]）和“村级镇”的“二元分化”演化趋势。

城市社会生活质量所构成的“门槛效应”严重阻碍小城镇在城乡关系之中具备完整的功能存在感。小城镇作为城市与农村过渡形态的功能定位模糊不清，体现为“非城非镇”的城镇建设理念和产业布局方式。与城市相比较，小城镇形成的“无生产、无生活”的双重“落差”充当了城镇化和城乡人口迁移的“推力”。受集中式产业布局理念的影响[8]，大部分小城镇产业基础薄弱，缺乏经济活力和发展吸引力。多数小城镇产业缺位[9]，其支撑经济仍为满足周边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传统商业，创业空间有限。农村的年轻劳动力更愿意直接选择县城及以上城市[3]，这可能成为未来小城镇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的“痼疾”。

综上分析可知，小城镇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建立新型城乡关系的社会秩序中心。小城镇的城镇化质量影响着整个城乡关系宏观上的、有序性的生成，对新型城乡关系和乡村振兴战略起着重要的役使和支配作用。因此，小城镇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是要将小城镇纳入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是要重新建立小城镇为中介的城乡区域发展大局，从长远利益建立城乡之间差异化、协同化的发展战略。这个过程首先特别要重视发展乡村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这需要在从产业和人口政策提升小城镇在城乡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根植于传统农业，只有从农业发展到工业之间有了一个平稳过渡，才会出现“人口红利”向“生态红利”转变的可能性和社会基础。城乡矛盾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对主要矛盾，小城镇是缓解城乡矛盾的“润滑剂”。小城镇在突破城乡二元对立及其自然区域分异局限性上具有显著的促进性作用。

同时还要从综合效益上看待小城镇发展，要把关注农民的社会化、现代化作为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的核心。小城镇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顾及人际关系的尽可能修复和重构，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续接。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质是农村社会文化的更新过程，也是农民不断完善自我的一个过程。小城镇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是一本经济账，而是包括体制、人的观念和态度在内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11]。这一过程特别要培育乡村优势，解决城乡协同问题。尽快改变原来“重城轻人”的发展观念，建立“优先发展经济”的施政理念。出台“先予后取”[6]人口素质培育政策，以及与之匹配“以民为本”的产业政策。重点关注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力弱化、乡村空心化和乡村债务等问题[12]。产业集群与小城镇建设要“对称互动”[13]，避免出现“无产业集群”、小而全的“诸侯经济”，以及“有镇无市”兼业式的自我服务。只有“农工相辅”和“工业下乡”形成联合作用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城乡的联动效应、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1.陈志诚， 侯雷兰， 贵盛。 “城乡统筹发展”与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应对[J]. 2006, 22（2）：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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