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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也有收缩的城镇?

2019-04-18 09:51 来源:SYSU城市化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李郇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杜志威  中山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先锋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李郇,杜志威,李先锋。珠江三角洲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与机制[B].现代城市研究,1009-6000( 2015 )09-0036-08.

摘要:

城镇收缩现象早在20世纪中期已于欧美国家出现,珠江三角洲作为“增长的奇迹”地区也同样面临城镇人口的局部收缩,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城镇的收缩现象加剧。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从镇街单元和区县单元来考察珠三角地区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并以东莞茶山为案例,从劳动力供给和产业需求的角度构建了基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城镇收缩分析框架;考察了珠三角地区城镇收缩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研究发现:

1)珠三角核心区以局部城镇收缩为主,收缩相对集中的城镇分布在外圈层,并形成三大城镇收缩集聚区域;

2)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外来人口总量减少是珠三角城镇收缩的典型特征;

3)产业结构需求变化与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的不匹配造成珠三角的城镇收缩。

关键词:城镇收缩;产业需求;人口供给;茶山镇;珠江三角洲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创造了“增长的奇迹”,其GDP总量从1979年的97.5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53060.4亿元,年均GDP增长率超过18%;同期城镇化水平从16.26%增长至83.84%。

然而,经济和城镇高速发展过程中,优势地区城镇增长必然伴随后发地区局部城镇的收缩。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珠三角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城镇收缩”这种与传统增长轨迹截然不同的现象更为显著。

东莞是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典型,早期依靠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外来资本及从内地转移的廉价劳动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成为全球著名的“世界工厂”。

然而,面对金融危机造成巨大的冲击,东莞制造业发展的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生变化,包括外部市场需求萎缩、人民币不断升值、生产成本增加、人口红利消退等,高速经济增长的东莞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下降和人口减少现象。资料显示,东莞经济从危机前的年均双位数增长跌至2009年的-2.5%,而人口从2008年的1300万减至2013年的700多万(联合早报,2013)。

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ies)的研究较早地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世界范围内人口规模在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大约有1/4正处于人口收缩的状态(Oswalt,2006)。那么,作为快速城镇化的珠江三角洲地的“收缩城市”的特征是什么?引起城镇人口收缩的形成机制是什么?

基于此,本文分别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考察珠江三角洲的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以东莞茶山为案例进行典型分析,探讨引起的城镇收缩特征以及其形成机制。本文为研究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的城镇收缩提供良好研究样本,同时为“新常态”下区域和地方政府部门制定城镇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依据。

2 城镇收缩研究的简要综述

城镇收缩(City Shrinkage)的理论起源一般从城镇化阶段、产业生命周期、资本积累与循环、区域劳动分工、人口变迁等进行解释(Haase et al., 2014; 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2)。纵观国内外城镇收缩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城镇收缩判断标准和指标;二是引起城镇收缩的原因与机制;三是讨论城市规划和政府策略如何应对城镇收缩。

人口流失和经济衰退是判断城镇收缩的主要指标。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CIRN)对“收缩城市”定义为:“一个人口密集、且总量不少于10万的城市,市内大部分区域出现连续2年以上人口规模下降,而且正经历经济变革及结构性调整危机等问题(Wiechmann et al., 2012;Hollander et al., 2009);Martinez-Fernandez等(2012)扩展了收缩城市的研究尺度——包括整个城市、城市局部地区、整个都市区或者一个城镇;Oswalt 和Rieniets(2006)对城镇收缩界定进行了量化:“城镇暂时或永久失去了大量的居民,人口流失数量占总人口至少10% 或年均人口流失率大于1%”。

城镇收缩的原因和机制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热点,主流解释有三个方向:

(1)全球生产系统重构伴随的去工业化和郊区化过程所造成的城镇收缩,城镇难以找到国际经济竞争中位置所引发的经济和人口衰退,如曼彻斯特、利物浦、底特律等(Oswalt &Rieniets,2006;Beauregard,2011;Pallagst & Wiechmann,2012;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2;杨东峰、殷成志,2013;李翔、陈可石等,2015);

(2)政治剧变、自然灾害、国家战争、种族争端等造成的原有城镇遭受破坏,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结构性转变引起大批城镇人口移民流出,如莱比锡、伊万诺沃、新奥尔良、斯特拉瓦等(Mykhnenko & Turok,2008;Rieniets,2009;Rumpel et al., 2013);

(3)人口结构自然变动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收缩现象,由于人口自然出生率的下降所带来的老龄化问题以及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引发的城镇人口收缩,典型案例如:大阪、北海道、阿维尼翁等(Yasuyuki Fujii,2013;Richardson & Nam,2014; Cunningham-Sabot & Fol,2009)。

城镇的规划实施和管理措施也逐步地从增长主义的主流价值观转变至收缩复兴策略中。Wiechmann和Pallagst(2012)比较德国和美国城市的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与收缩,划分城市增长极、转型地区、城市引力中心、衰退地区等四种不同模式的本地策略。

“精明收缩”(Popper &Popper,2012;黄鹤,2011)、“穿孔城市”(Lütke-Daldrup,2004;巴斯钦·兰格,许玫,2012)等概念的提出是城镇发展中人口收缩和经济下滑所采取规划应对。另外,拆除废弃房屋、提供开敞空间和娱乐区域、复兴住房市场等是恢复城市活力和吸引人口的策略和举措(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2)。

3 珠三角地区的城镇收缩空间分布

3.1 研究对象 、 度量指标与数据来源

(1)研究对象

珠三角地区城镇收缩空间分布包括两个层次研究对象:区县层面的以珠三角104个城镇为研究单元(中山市和东莞市不设区县,以镇街来替代);镇街层面以珠江三角洲595个城镇为研究单元,由于部分地市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本文根据2010年595个镇街单元的行政区划边界对2000年689个镇街常住人口数据进行修正和匹配。

(2)度量指标

珠江三角洲与欧美发展国家处于不同的城镇发展阶段,对于收缩城镇的标准应当有所区别。本文以城镇人口来定义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收缩:一段时期(5年以上)人口年均增长率出现负值的城镇。

综合考虑国内外城镇人口收缩的划分指标(Wiechmann &Pallagst,2012;Buhnik &Sophie,2012)以及珠三角人口变化情况,将人口年均增长率(R)划分成为四类:快速增长(R>5%)、增长(0%<R<5%)、收缩(-2%<R<0%)、显著收缩(R<-2%)。

(3)数据来源

常住人口是衡量人口总量的主要统计指标,统计内容包含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总量,能较全面反映城镇人口的变化情况。

主要采用两套指标,一是全国人口普查中常住人口数据,可以全面反映十年较长时期区县和镇街为单位的人口变化;二是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中常住人口统计数,统计年鉴数据以区县为单位(其中东莞中山由于没有下设区县,以镇为单位统计),可以反映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常住人口变化,是对人口普查数据的补充。

因此,本文以第五次(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数据,以及珠三角9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常住人口数据(2005-2010年)分别来计算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

3.2 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2000年-2010年)

通过人口普查数据(2000-2010年)来考察区县单元和镇街单元的收缩空间。

如图1所示,珠江三角洲104个区县级城镇单元中,仅东莞市莞城街道(-1.01%)和茶山镇(-0.45%)、中山市沙溪镇(-1.62%)和江门市台山市(-0.08%)出现人口收缩(R<0%),但空间分布特征不明显。

珠三角604个镇街单元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图2)中,出现收缩(R<0%)的城镇共有137个,所占比例达23.02%,超过1/5的城镇出现不同程度的人口负增长;其中出现显著收缩的镇街有13个,占收缩城镇总量的2.35%。可见珠江三角洲作为快速城镇化地区出现的城镇人口收缩并不是个案。

镇街单元的收缩空间分布呈现: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和东莞)范围内以局部城镇收缩为主,收缩相对集中的城镇分布在外圈层范围(台山、肇庆和惠州),并形成以惠州市宝口镇(-4.12%)和高潭镇(-2.17%)、肇庆市的地豆镇(-2.18%)和罗源镇(-2.47%)、江门市百合镇(-2.55%)、蚬冈镇(-2.04)和赤水镇(-3.13%)为核心的城镇人口收缩的集聚区域。

另外,核心区范围内共50个镇街出现人口收缩,占珠三角城镇收缩比例的36.49%,珠海市的桂山镇(-3.71%)、万山镇(-4.00%)和担杆镇(-5.61%),和广州市中心城区的沙面街道(-2.37%)、岭南街道(-2.05%)和北京街道(-2.87%)都出现明显的常住人口收缩,这点与国际收缩城市的研究经验类似。

3.3 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2005-2010年)

各地市统计年鉴的常住人口增长率(2005-2010年)见图3,其空间分布来看,珠江三角洲区县单元城镇整体上以局部收缩特征为主,城镇收缩主要集中在外圈层江门、肇庆、惠州以及核心区内的东莞和中山,城镇收缩空间同时出现在经济后发地区和优势地区。

金融危机前后的2005-2010年期间,珠三角区县收缩单元的数量和范围有所增加和扩大,城镇收缩的趋势更为显著。区县单元有21个城镇出现常住人口收缩(表1),其中显著收缩(R<-2%)的城镇有5个,并且经济相对发达的核心区对人口集聚作用增强,而外圈层地区的城镇人口放缓和收缩的情况加剧。而核心区与外围地区人口流动相互作用将在后续研究中探讨。

综合2000-2010年和2005-2010年的出现常住人口收缩的城镇,莞城街道和茶山镇和台山市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典型的收缩城镇。其中,莞城街道属于中心城区人口扩散的收缩类型,台山市属于人口从外围地区向核心区转移的收缩类型,而茶山镇是珠三角地区典型的外向型产业重镇,其城镇收缩对产业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更为显著,更具研究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以东莞市茶山镇为案例,考察其城镇收缩的发展特征与形成机制。

4 珠三角地区的城镇收缩的机制分析——东莞市茶山镇的案例

4.1 城镇收缩的分析框架

城镇发展的过程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和集聚的过程,生产要素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影响着城镇的增长与收缩。供给需求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程度地发挥资源的优势。劳动人口供给和产业需求是城镇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市场和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均衡能够实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后,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的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的改变,使得产业需求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结构同时发生变化,在制度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需求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不匹配导致了珠三角地区的城镇收缩(图4)。

在市场作用下,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需求与劳动力供给正经历着巨大的矛盾。

一方面,受制于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和外需市场的萎缩的双向挤压,原来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传统制造业缺乏生存空间,产业转型升级使得大批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产业劳动力人口随之迁移和外来;

另一方面,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供给端的劳动力人口总量逐年下降,而且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人口的主要群体,他们在就业选择上“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的特征,加剧了传统制造业的“用工荒”。

在制度层面中,广东省政府先后出台和实施“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的产业发展策略,鼓励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转移,推动珠三角地区产业重构;同时地方政府提供补贴大规模推进“机器换人”计划,期望用机器人技术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种种政策在不断改善珠三角制造业对劳动力依赖的同时,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有较大的减少。与此同时,大规模外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需求与流入地公共资源有限配置之间的矛盾,产业人口的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与其子女入学严重削弱市民化和长期居住意愿,加剧了劳动力人口的不稳定性。

由此可见,珠江三角洲地区外生发展要素和条件的改变,城镇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出现的不匹配,必然引起城镇发展的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将引发城镇人口的外迁和产业转移,造成城镇收缩现象的出现。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城镇收缩并发症,如:经济萎靡不振、建设用地收缩、中心城区空心化、建筑物废弃、住房价格下跌等。

4.2 东莞茶山城镇收缩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茶山镇以“三来一补”发展加工贸易经济,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镇发展成为“两头在外”的制造业重镇,形成食品、服装、电子三大主导产业。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订单减少、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产业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矛盾导致了城镇的收缩,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外来人口总量减少两个方面。

2008年金融危机后茶山镇经济增长率出现大幅度下降。茶山统计办数据显示,GDP增长速度(图5)从2006年的26.14%的滑落至2014年的7.22%;尤其是2010年,茶山镇GDP增长率仅为3.51%,远低于珠三角地区(17.19%)和东莞市(12.82%)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随后茶山镇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发展服务业,经济得到复苏,但经济增速尚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而且,作为经济主导的制造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茶山的第二产业增速从32.45%(2006年)下降至16.82%(2014年),商务办提供资料中有134家外资企业出现“关停并转”,超过2/3为纺织、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与此同时,服务业是茶山产业转型主要方向,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快速发展,近五年第三产业GDP增长率仅为4.83%。

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中制造业依然是茶山城镇的主要推动力,也是本文产业需求变化研究的重点,若制造业发展需求与人口供给不均衡,将出现城镇收缩现象。

人口方面,近十年来茶山镇常住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甚至在2014年出现-0.06%的负增长。通过对常住人口结构的分解,发现常住人口的增量主要来自户籍人口的贡献,而外来人口的总量却不断萎缩。统计办数据显示(图6),茶山镇的外来人口增长率严重下滑,从1.70%(2006年)降至-0.35%(2014年),并且2011年和2014年出现两次负增长。而且,外来人口的流出与经济增速的放缓存在时间先后契合,说明茶山的城镇收缩是经济放缓和人口减少共同导致的。

另外,城镇人口规模减少必然造成中心城区住房空洞、房价下跌等现象。根据新莞人管理局的资料,近五年来茶山登记的出租屋平均租金从200元/月下降至155元/月下降幅度达22.5%;同期出租屋空置率不断上升,平均空置率为22.76%,超过1/5的出租房存在空置现象。通过实地调研,沿茶兴中路主干道两旁出租屋存在相当大比例的置空(图7),国外城市收缩的标志“空房”现象也同样出现在珠三角地区。

4.3 基于供给与需求的机制分析

在市场和政策的拉力作用下,产业结构需求变化和劳动力人口供给结构变化的不匹配共同造成了茶山的城镇收缩。

从需求端的产业结构来看,一方面市场作用下产业结构转型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性失业与外流;另一方面政策引导下产业升级过程中自动化机器的使用削减就业岗位。

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茶山镇的产业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转变,在这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产业人口结构性失业与外流。统计局数据显示,茶山镇第三产业的GDP比重和从业人口比重分别从2008年的39.76%和30.42%上升至2014年的45.05%和45.65%。

在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的同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出现关闭和外迁,造成大量劳动力人口的失业和流出。金融危机后茶山镇商贸办登记倒闭和迁出有69家,影响产业人口就业数量达4300多人。

针对制造业企业用工荒问题,广东省和东莞市政府分布出台“机器换人项目”、“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等措施支持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造。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投入能够带来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时减轻企业将对劳动力人口的依赖,经贸办资料表明2014年茶山镇已有22家企业东莞申请机器换人项目。然而,通过自动化生产机器替代产业工人将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外来人口的失业与流出更为显著,将加剧茶山城镇人口的收缩。

“现在经营服装、玩具行业竞争激烈,我们会针对现有机械设备较为落后的进行更换,计划引进采购先进机器。由于招工困难所以用机器代替,机器可以代替10个人,若机器投入使用5-6年,足以抵消人力成本的投入。”——康达玩具人力资源部门经理xxx

“近两年在面对人口红利减少的难关,劳工成本不断上升,我们通过机器换人,引进2台涂层蛋糕自动化生产线,能节省100个左右的产业工人。其实即使东莞政府不推动机器换人,企业为了生存也必须要走这条路。”——华美食品副总经理xxx

从供给端的劳动力结构来看,引起茶山城镇收缩有三类反应机制:一是劳动力老龄化、低学历与产业高端化进程存在矛盾,二是新生代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和就业行为与企业需求不适应,三是政策与制度保障对劳动力人口拉力作用不足。

首先,外来人口是茶山镇劳动力人口的主要组成,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老龄化、低学历特征明显。茶山镇人力资源局用工备案登记中,46岁以上老年劳动力比重近7年来从3.47%上升至6.19%,而初中及以下低学历层次劳动力依然是主体,所占比例达72.13%,为此,劳动密集型在招工时不得不放宽对产业工人的年龄要求。

“招工的困难还存在年龄问题,5-6年前招工主要为20、30岁,最多不超过40岁,现在的招工年龄段为30-55岁左右,部分是企业倒闭后过来的工人。”——雄业制衣厂长xxx

第一代农民工的老龄化,其生产技能和知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的产业发展需求,大多会选择回流和迁出。而选择留下来的老年劳动力人口,仍然从事低端的加工制造行业,与东莞制造业高端化的发展目标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另外,技术研发和现代化管理方面的人才缺失,制约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剧。

其次,新生代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就业行为与企业用人要求矛盾,加大了外来人口流出的可能性。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的劳动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的动力逐渐消失,新生代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量减少,用工备案资料显示近7年以来茶山镇低龄段(16-24岁)的外来从业人口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且,新生代劳动力在就业选择上更偏向于较轻松的服务性行业,就业的不稳定性将不能实现劳动力人口的替代与更新。

“90后年轻人很难融入低层次工作,选择工作相对比较随意和飘忽,带有点参观的意味,所以稳定性不是很好,不像70后能吃苦耐劳。”——华美食品副总经理xx

“20岁左右的产业工人主要是为了锻炼人生经历,在厂里面走走,如果觉得不好就离开。”——康达玩具人力资源部门经理xxx

其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与入户政策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足,政策制度对人口的拉力作用不明显。目前,茶山镇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可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有较大的差异,其中28.5%的项目为户籍人口独享,外来劳动人口“半市民化”的状况没有得到扭转。通过对茶山镇百顺纸业、康达玩具和世擎电子企业等产业员工访谈,子女入学是外来劳动力人口是否留莞的重要因素。

而新莞人局积分入学统计显示,近三年茶山镇学位数供给与申请积分入学需求缺口不断增大,2014年近21.5%的申请者不能实现积分入学,仅15.3%愿意通过积分入户实现子女入学,劳动力人口长期留在茶山的意愿不强。

“积分入学的比积分入户的吸引力更大,但每年成功申请积分入学可能2-3个,一般的工人都觉得没有机会,申请的人也不多。”——百顺纸业中层管理人员xxx

“积分入学比较麻烦,买保险要10年以上太长了,要有学历,标准太高了。”——世擎电子产业工人xx

5 结论

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增长极的集聚必然伴随着局部地区的收缩。作为传统增长机制主导地区,珠江三角洲的镇街单元和区县单元都有超过1/5的城镇出现常住人口收缩,尤其是金融危机前后2005-2010年城镇收缩空间有数量增多和范围扩大的趋势。

并且,与国际收缩城市经验类似,不仅位于外圈层地区出现城镇收缩,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中心区同样存在收缩现象。快速城镇化的珠三角区域所出现的城镇收缩并不是个案,这种收缩现象是否为经济转型阶段的短期形态,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从空间分布来看,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内的城镇以局部收缩为主,而外圈层范围的城镇收缩则相对集中,并形成以惠州市宝口镇和高潭镇、肇庆市的地豆镇和罗源镇、以及江门市百合镇、蚬冈镇和赤水镇为核心的三大城镇人口收缩的集聚区域。综合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莞城街道、茶山镇和台山市是珠三角地区典型的人口收缩城镇,而其中茶山镇是具有代表性的珠三角外向型经济产业城镇。

通过劳动力供给和产业需求的角度构建城镇收缩分析框架,发现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外来人口总量减少为东莞市茶山镇主要特征,所伴随出租屋空置、房价租金下降等欧美国家城市收缩的标志性特征也同样出现在珠三角地区。

同时,珠三角是否存在整体资源重新分配,外围地区的人口增长受到核心区制约?与中心城区的莞城街道、外圈层地区的台山市相比,茶山镇与它们的收缩特征有何异同?需要后续研究不断深化。

在市场和政策的拉力作用下,产业结构需求变化与劳动力人口供给结构变化的不匹配共同造成了茶山城镇收缩。形成机制包括:

1)需求端的市场作用下产业结构转型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性失业与外流,以及引导下产业升级过程中自动化机器的使用削减就业岗位;

2)供给端的劳动力老龄化、低学历与产业高端化进程存在矛盾,新生代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和就业行为与企业需求不适应,以及政策与制度保障对劳动力人口拉力作用不足。城镇收缩并非完全负面的,本文从供给需求角度解释收缩城镇的形成机制,对于城镇转型发展的政策制定和规划实践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Beauregard R A. Spaces of Shrinkage: United States 1950-2000[C], International RC21 Conference 2011. 2011.

[2] Buhnik S. From Shrinking Cities to Toshi no Shukushō: Identifying Patterns of Urban Shrinkage in the Osaka Metropolitan Area[J]. Berkeley Planning Journal, 2010, 23(1): 132-155.

[3] Cunningham-Sabot E, Fol S. Shrinking cities in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A silent process. In Pallagst, K(ed): Future of Shrinking Cities-Problems, Patterns and Strategie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M]. University of Berkeley, 2009: 17-28.

[4] Lütke-Daldrup E. Plus Minus Leipzig 2030: Stadt in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ing the city[M]. Müller und Busmann, 2004.

[5] Fujii Y. Shrinkage in Japan. In Oswalt, Philipp(ed): Rieniets T. Atlas of Shrinking Cities,Ostfildern: Hatje Cantz[M], 2006 :96-100.

[6] Haase A., Rink D., Grossmann K., Bernt M., Mykhnenko V. Conceptualizing Urban Shrinkag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4, 46(7): 1519-1534.

[7] Hollander J B, Pallagst K, Schwarz T, et al. Planning shrinking cities[J]. Progress in Planning, 2009, 72(4): 223-232.

[8] Martinez-Fernandez C., Audirac I., Fol S, Cunningham-Sabot E. Shrinking Cities: Urban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2,36(2): 213-225.

[9] Mykhnenko V., Turok I. East European Cities – Patterns of Growth and Decline, 1960- 2005.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2008, 13(4): 311-342.

[10] Oswalt P., Rieniets T. Atlas of Shrinking Cities[M]. Ostfildern: Hatje Cantz, 2006.

[11] Oswalt P. (ed.) Shrinking cities, Volume 1, International research[M]. Hatje Cantz Verlag, Ostfildern-Ruit, 2006.

[12] Popper D.E., Popper F.J. Small can be beautiful: Coming to terms with decline[J]. Planning, 2002, 68 (7):20-23.

[13] Rieniets T. Shrinking Cities: Causes and Effects of Urban Population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J]. Nature and Culture, 2009, 4(3): 231-254.

[14] Wiechmann T., Pallagst K. M. Urban shrinkage in Germany and the USA: a comparison of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and local strateg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2, 36(2): 261–280.

[15] 巴斯钦·兰格,许玫。 创意莱比锡:在“自下而上”的城市里创意经济如何演变[J]. 国际城市规划,2012,03:6-10.

[16]黄鹤。 精明收缩:应对城市衰退的规划策略及其在美国的实践[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1,03:157-168.

[17]李翔,陈可石,郭新。 增长主义价值观转变背景下的收缩城市复兴策略比较——以美国与德国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2015,02:81-86.

[18] 联合早报。 世界工厂神话破灭东莞转型牵动中国。[EB/OL]. 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cnpol/story20131222-291092. 2013-12-22.

[19]徐博,庞德良。 增长与衰退:国际城市收缩问题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 经济学家,2014,04:5-13.

[20]杨东峰,殷成志。 如何拯救收缩的城市:英国老工业城市转型经验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2013,06: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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