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市化的落后者

另一方面，根据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时仍将有64个地级市将无法达到50%的城镇化临界点，也就是说主要居民仍然在农村地区。西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四川、广西、云南、甘肃和陕西均有很多地级市被选入名单，这些地区的城镇化率自2010年以来有所上升，但是省会以外的城市并没有获得与省会城市同等的经济发展机会，这部分欠发达地级市没有过多享受到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发展红利。

上述城市城镇化进程较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些城市是因为远离枢纽节点交通不便。还有一些城市位于农业主产区。更主要的是，对内陆地区的小城市而言，它们无法与省会城市和产业中心竞争，事实证明长三角和珠三角这类城市群难以复制。由于这些地区比较贫困，很难获得足够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因此很难吸引能创造大量就业的投资。

人口规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少数地级市的城镇人口将减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这些城市大部分都在东北地区。西方媒体报道的“鬼城”也多在人口趋势不太乐观的北部。例如铁岭，华尔街日报2013年报道的空城，预计其人口规模到2030年比2010年减少17%。

很多城市设定的积极的城镇化目标很有可能无法实现。例如湖南省的承德，2010年城镇化率为39%，2013年发布的目标是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59%。但根据我们的预测，2030年承德的城镇化率仅增长到44%。

安徽北部的农业大市阜阳同样面临无法实现其城镇化目标的问题。不同于马鞍山和芜湖，阜阳距离长江较远，并且是一个传统的劳务输出城市，2010年的城镇化率为31%。2013年当地政府发布的2030年城镇化目标是达到65%，而我们预计届时阜阳的城镇化率仅能达到39%。

在那些增长乏力却又设立了过高城镇化目标的地区，因为城镇居民可能搬走，存在一定的投资浪费的风险。城市梦并没有问题，但成本高昂。阜阳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包括积极培育中心镇、建设工业园区、升级机场、完善文化设施和商业中心等。政府部门并没有对宏伟愿景表示反感，2007年阜阳因耗资千万建白宫式政府行政办公大楼而出名。投资者尽管半信半疑，政府不得不向投资者兜售以实现这些目标和愿景。

结论

中国正处于向发达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劳力成本增高和投资回报降低已经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倍受压力。城镇化被宣传成医治经济问题的万能药和将私人消费调整为促使经济发展主要动力之一的关键。

如果处理得当，城市化有助于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相较于农村，城镇地区的生产力更高。这里的劳动力市场在工作技能和岗位的匹配上更有效率，企业受益于集聚效应带来的成本节约。较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多的购买选择支撑居民消费。城镇化也带来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投资。同时，随着农民数量的减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将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

不过，在中国存在政府违背市场规律进行过度规划的风险，这将最终破坏城镇化进程。政府希望中国避免其城市景观被棚屋老镇破坏，因而热衷于控制向大都市的移民。同时，向缺乏增长动力的地区倾斜过多资源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当地经济扩张。当前将一部分人口引向中小城市的策略也存在争议。潜在迁徙者吸引力有限的地区，规划的人口增长超过了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存在地产和基建投资过度的风险，导致形成“鬼城”。而城市对蜂拥而至的新居民无所准备。

政策制定者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向地区和城市提供一定的资源能够在未来二十年带来人口增长，包括流入人口和新生儿。这毫无疑问对如何配置财政资金提出考验。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如果无法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地方政府更有可能抵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央层面则可以随着人口增长放缓的步伐缓一口气，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城市过度拥挤带来的交通和财政压力。

对于企业来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也提供了潜在的获利机会。城镇地区对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有极大需求，很多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还不发达，住房需求将扩张并且更加多元，医疗和教育设施也面临升级。

但要利用好这些机会，企业需要做好规划。中国市场很大，但不是所有城市发展水平都是相同的。企业需要在更有可能发展而不是萧条的地区集中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