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那边有点闹心，内地这头风景甚好！

短短半月之内，先是8月6号上海“自贸新片区”横空出世，再有8月17日深圳“先行示范区”方案重磅出台！

从上海到深圳，一东、一南，我们看到的是大国大城，渐次崛起。国家的竞争，也是核心城市的竞争。环顾全球城市的发展史，一些城市快速崛起，也有一些城市黯然衰落。

未来中国将由哪些城市引领？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我们细细来看。

高度

上海和深圳两大方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气魄宏大，定位高远。

针对上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中是这么说的：“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新片区参照经济特区管理”。针对深圳，《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是这么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全球标杆城市”。

大家可能会有这么一个疑问，既然参照“经济特区”，上海会是下一个深圳吗？既然定位“全球标杆城市”，深圳会取代上海吗？

沪深两地自然会在人才、科技、金融方面有竞争，但关键不在于互相取代。通读方案，我们应观察到整篇贯穿着“国际化”“自由化”“高标准”的字眼，中央是把沪深两地放在全球视野下，对标国际最先进的标准来规划，甚至从引进标准还要输出标准，成为全球标杆。

那么，搞这么大动作，不可能突发奇想，必有其深谋远虑。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欺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不断抬头，防止“恐怖主义”和“颜色革命”任重道远。种种问题只有在发展中解决，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不可否认的是，深圳定位从区域中心城市一跃成为“全球标杆城市”，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也有形势倒逼的因素。

改革开放进程中，沪深两地都被赋予过重任，有过成功的经验。1979年深圳特区成立，1990年开发浦东新区，2013年自贸区在上海落地。“深圳经验”和自贸区模式在内地其他城市得到推广和复制。

这次有哪些不一样呢？

以深圳为例，改革之初是“先行先试”，强调“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精神，学习先进、因地制宜、积极赶超，打破计划体制的禁锢，重在“破”。现在呢，强调“先行示范”，意味着标准更高，要可复制、可推广，重在“立”。

意图

中国是一个大国，“双强”不代表全貌。打个比方，在全国这盘大棋中，上海、深圳的作用是“一着活棋”，但是要赢下整盘棋，需要“满盘皆活”。

这背后的意图是什么？我们从时间、空间、制度三个维度来观察。

先从时间上来看。中央为沪深分别制定了“两步走”和“三步走”发展目标，时间节点分别是2025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

到2025年，建立比较成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打造一批更高开放度的功能型平台，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区域创造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经济实力和经济总量大幅跃升。到2035年，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成果，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非常明显，这一路线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是紧密耦合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用“几步走”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再通过定量、定性来分解目标，逐个实现，被多次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法宝”。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过去，“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就是以此为标杆。未来5年、15年、30年，看谁呢？上海、深圳具有再次领跑的底子和潜力。

从空间来看

放眼全球大势，城市群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承载体，决定着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局。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纽约为核心、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英伦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纽约、东京、伦敦无不是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吸引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动。

中国也必然需要这样的中心城市。我们知道，中央定下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在地图上看，分别位于中国的北、中、南，形成拉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驾马车。

过去北、上、深这样的中心集聚效应强，但辐射效应还远远不够，受地理半径和制度约束。无论是自贸区，还是示范区，更具有可复制性，具有更大的空间可能。

再看制度维度

两地方案中，国际化、自由化贯穿于版面，透露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方向——放松管制。

现在的方案，对上海这么要求——“建立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自由便利的人员管理”。对深圳这么要求——“加大赋权力度”“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推动注册制改革”。

某种程度上，制度变革比技术创新显得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经济学家周其仁有个比喻叫做“水大鱼大”。水是指制度环境，鱼是企业。好的制度，让企业如鱼得水，也是是技术创新的土壤。

从自由便利，到审慎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感受到的是改革所展示出的诚意。

携 手

单飞压力巨大，携手未来可期。

40年前，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起步，GDP不到香港的1%。2018年，深圳在经济总量上逆袭香港。

早期的深圳，离不开毗邻香港的优势，通过吸引外资和产业转移，发展“三来一补”产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对内地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反观内地，在“香港金融保卫战”和历次危机中，都坚定地“撑”香港。

上海占长江之地利，拥江浙之富庶，离不开大半个中国源源不断的资源输送。去年11月以来，中央又给了更大的政策：进博会、科创板和注册制、自贸新片区均在上海落地，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上海被明确更重要的作用。

“先富带动后富”，仍然是现实需要。因为不平衡、不充分是我们的基本矛盾。

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如今世界的竞争，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制药等领域异常激烈。深圳面临产业外迁问题，高水平院校、人才储备方面也有短板；上海的大型企业实力虽强，但在互联网科技领域落后于北京、深圳乃至杭州。再比如，国家给予了沪深两地科创板、创业板和注册制的政策红利，但目前与纳斯达克，以及港交所仍有差距。

所以，如何全面提升“硬核”实力和“软实力”，也是摆在沪深面前的问题。

道路虽然崎岖，精神可以传承。从“杀出一条血路”再到“走出一条新路”，我们比过去拥有更好的基础条件、更多的斗争经验和更大的自信，去实现我们的“城市梦”“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