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不是一篇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因为在一个前景模糊的调整与变革时期，强求理论上的经典演绎，梦想迅速形成所谓的模式、范式或顶层设计其实是十分危险的。“摸着石头过河”仍然有方法论层面的积极意义，只不过进了“深水区”，需要“蛟龙号”的技术能力去探索海底的山脉、平原或马里亚纳海沟罢了。

尹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谈营造：亚投行的启发

最近亚投行（全称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概念非常火，全球已经有57个国家加盟，它的意义在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着重投资基础设施这一点反映了其互联互通的平台搭建价值。“一带一路”是历史上自由贸易体系的产物，而非自上而下由某一国采取的单方战略形成的，更不是朝贡体系的产物。“一带一路”的价值在于互联互通，跨越语言、种族、宗教的有效沟通，商旅线路的通畅安宁等人与物的平台搭建，这是给所有行业带来的发展机遇。

自由贸易下的互联互通形成的是国际资本、资源、知识、环境承载力、制造力在全球网络下的重组。过去只在节点上做文章、过分强调城市竞争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球网络化、国家网络化和节点内网优化的时代；那个时代出现的是城市的恶性膨胀、资源的恶性消耗等，而互联互通时代的思维模式重点已经不在于节点。

将国际化的国家战略内化，其思路延伸下来应当是在国土上通过网络化的资源重组，实现水体、陆地、城乡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发改委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出台后，定位相对狭隘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区域规划方面的努力日渐乏力了。这是因为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角度不同，它的影响力超越了对区域和城市点线面及层级的安排，转而根据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各种跨界的综合原因去重组空间要素，这是国家战略网络化的变化，也是重组相关生产要素和跨界资源的尝试。

对于城市而言，在节点不再高速扩张而回到常态之后，它的规划核心在于节点的内网优化以及精细化的调配和管理。

全球化的城市网络时代设想早已有之，吴先生提出的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前身——道氏的人类聚居学中，有很大篇幅设想了全球化的城市网络时代。当时只能停留在设想是因为没有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建造能力和沟通能力，且当时人类缺乏把控自己未来的基础科学能力。

把计划的失灵、市场的失灵辩论放在最本底的科学基础上来看：

计划经济是前馈控制，主体试图在事件发生之前通过控制来实现资源的最大节约化，“多快好省”地发展。

市场经济是反馈性控制，主体通过市场反馈信息在事发后做出调整，而这种信息的获得可能需要付出较大的资源代价。

从自然科学的视角观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保证预设或回馈信息及时、可靠，才能做出具体有效的调控。令人遗憾的是近百年的科学进步使人类在前馈控制能力上进步依然有限，在复杂巨系统领域更是如此；而近二三十年的信息技术革命在反馈控制能力的提升上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工具，使得我们对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好的解读和预警能力，尽管这种能力尚不完备。回头看90年代初的纳斯达克股灾，与当时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理解有关，而现在，虚拟社会信息流的反馈和调控已经发展到了真实社会的人流、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反馈和调控。这种初步的技术平台使得搭建全球化的、国内国土级的以及任何一个节点上的内网优化变得可能并具有了真实的物质意义。

这样城乡格局在网络化的时代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目前很多规划师对“一带一路”的解读还停留在等级空间制上，如主次轴线、一级二级城市等。这是全球低贸易时代中心地理论的产物，在网络化时代已然不再适用。

那么，在物质、信息交流已经全球化的情况下，信息化技术革命和传统基础设施强化对未来城乡的时空格局、关系格局、生活格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认为不需要急于解读（背书）或下结论，尚有不少问题需要质疑、讨论和验证。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思维模式的变化，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未来究竟是自上而下打造的，还是自下而上“涌现”的？

当互联互通的时代到来时，我们的未来是可以预设的还是可以引导的？

还是或许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平台，而最终的道路和前景源自大众化的创造力？

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规划师不仅要学习技能，技术性和人文性的知识，还需要关注更为基础的技术哲学乃至哲学的变化。所有软科学进步与自然科学进步是捆绑的，从系统工程“老三论”自上而下的控制摆布，到“新三论”的混合式调整和匹配协调，自然科学较晚才认识到世界永远充满不确定性。而起源于试图补充自然科学不确定性的社会科学又带来了哪些新东西？在应对复杂巨系统时，我们看到任何一种权威式的，自上而下的东西永远是千疮百孔的。所以才会出现新一代对技术哲学的思考，如《失控》、互联网思维等。

这些思维建立起的路径寻求模式与历史上已有的不同，在将知识、逻辑、时间维度等海量信息搭建成混合交织的复杂网络中则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点上出现全新的事物、全新的空间形态和全新的增长点。

所以究竟是依赖传统思维自上而下的规划和设计每一个环节，还是缩小权力欲望和干预领域把自命不凡的全社会的设计者变成有限平台的搭建者，是每个规划师需要思考的。

我们或许应当回到最擅长的、基准的信息技术平台和强化版、环境友好版的基础设施平台和服务平台的建设上来，把未来的城乡发展还给具体的使用者和创造者，城乡才会有很好的未来。

二谈营造：立足国情的五化战略

“五化”是国家立足国情提出的，包括之前的“四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加最近的绿色化。而规划行业对“五化”的关注并不需要等量齐观。

新型工业化和农业化是为了解决前三四十年瓶颈问题的突破。这个领域出过的、遗留的问题不得不实现突破，如工业的升级转型、农业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果不是之前有了问题，经济再起步不会如此艰难。

新型城镇化除了重心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之外，根本的一点在于基本载体的升级优化。很多地区外在的建设水平已经与发达国家无异，但城市的内在十分脆弱，一是工程性的基础支撑能力差，二是公共服务支撑能力差。这两方面不能升级优化甚至补齐差距，即使是顶级的大都会地区也难以支撑下一轮新型产业和城镇化发展。

信息化提供了“凿空”网络社会和真实社会的技术支撑。大数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验信息的存储能力和对工作对象的描述能力，但解读可靠性的提升还要靠行业自身核心价值的进步和基础理论的发展。计算实验技术和工业系统控制技术提供了从策划到运营层面的前馈预评估能力和反馈后评估能力，但参照系的选择和跨系统的集成需要实践的长期监测、监控和验证。几乎所有规划工具的更新换代都与这些有关。

最后，绿色化实际上提出的是中国未来所有四化的路径和标准按什么文明选择的问题。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野蛮生长的时代，如《悲惨世界》《城市发展史》所述；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有了人文关怀回归；到第三次工业化浪潮，带来了很多以人为本的观念，如全球化的环保运动；第四次工业革命进入的是人文价值指导下的创新时代，以人的舒适、健康、美好未来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已经深入人心。如果说野蛮生长时代的规划是强有力的占领、征服和消耗，当今的城市规划在生态文明时代则一定会有显著的家园营造特征。

在规划师为政绩工程、GDP、各种指标推波助澜的时代之后，下一步的营造特征有以下关键几点：

应对真实需求、解决真实问题的营造。这是下一步我们所要面对的最核心问题。比如中国房地产市场上供给、保障这笔账从来算不明白，因为其不来自真实需求，住房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制度安排下过度货币化，脱离了本体的使用价值。政府如果无法化解这种扭曲，无法剔除住房中的金融工具化现象，就不能化解房地产市场危机。

高科技条件下的营造。交通、环境、社会组织重构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技术平台作为支撑，如何在策划过程、规划过程、设计建造过程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实现技术平台衔接的一体化是所有规划师面对的课题。

绿色化背景下的生态友好型营造。如海绵城市、生态创新园等。

综合标准下的营造。从庞大的技术野心回到真实的营造过程中，清华团队一年来梳理出的是几个有限领域中一两百项最核心的技术，而不是泛化的思维模式。说到底是回归本源的问题，人类之所以建造城乡及按什么标准建造城乡，建造者都要回答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人的生存与全球生境的关系是永恒课题，但今天与过去回答问题的技术、视角、价值观已经不同。中国的规划师仍然面对永远的对国情不断深入的问题，观天、识地、访人文的基本素质要求没有变过，脱开任何一面都无法做到一名合格的从业者。

三谈营造：行业思考——中国真的没有榜样吗？

中国前三四十年的发展实际上是有榜样的，有两个东西影响最大。

一是东南亚华人圈经济模式，最核心的是裙带经济和权贵经济。中国将其很好的传承并发挥到极致，才出现了现在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局面。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很多的崩溃与这种操控模式有极大的关系。

二是以地生财、以房储蓄这种国情最不能承受的道路。美国有着地广人稀的人地关系，选择这种模式，地域衰退可以再开辟新的。但中国作为人地矛盾尖锐、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选择资源无节制消费的房地本位模式，是非常糟糕的。

前30～40年非正常化的跨越发展是有惨痛代价的，现在的局面要求重回常态和重回最基本的国民需求，这是未来二三十年从业人员应有的清醒认识。重回常态也会带来一系列学科发展、课题探索、重回永恒议题的过程。学科中有很多永恒课题还没有被破解或者是没有标准答案，例如：如何对待自然、不可再生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代际传承的问题。

大行业中赢得时代尊重的从业者的关注点和话语权都是围绕这些课题展开的，并且对永恒问题的解决做出过贡献。如果仅仅关注制图细节、新的增长或是如何赚钱，行业萎缩或走向自我认同的卑微都是正常的，因为已经丧失人文关怀和参与讨论永恒话题的资格。

清华同衡的目标是一个永远保持学习能力的企业，在此重申年轻一代的规划师的职业发展方向：

学习人文、关注社会。清华社会学系与同衡对清河研究的整合会产生多重的效果，其目的是增加价值观的训练、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力、解析力的训练。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有区别，社会科学量化、非量化能力需要积累。

学习科技、关注细节。在中英合作绿色社区和生态城市项目中，我方规划师的专业技能和团队整合能力与实践界的国际一流团队还有差距，需要提升专项技能和团队技术整合能力的训练。

学习艺术、培养品味。奇奇怪怪的建筑是政治话题而非技术问题，不是技术管控能解决的。但规划和建筑作品不能庸俗、低俗化，需要提升本土化修养，开拓全球眼界。

学习管理、关注执行。政府能力最强大这种局面会变，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路还很长。从政府包办到政府主导、公私合营再到市场主导的过程中，规划师不再是权威或是政府工具，而是互联互通的时代平台的搭建者和市场、政府、市民社会之间利益的协调人。在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向自下而上的治理过程中，平台的意义和协调的角色是决定性的。规划师最强有力的技能也由此生长出来。

营造目标价值导向、营造方式技术方法、营造艺术品味追求和营造管理利益格局上的变化是新时代我们要面对的课题。规划行业内有一个坏习惯，就是领导立题，一个月内给出答案或交出背书的成果。回头看我们走过的道路其实是充满争议的，作为面向未来的学者和实践者，要坚信一点：不要唯上跟风，不要急于从书本中找答案，广泛的参与实践才是寻求答案的唯一方式，才能最终形成世界级的中国规划建设模式和道路。

我要再次强调终身学习的概念：个人有限的经验一用若干年只能被行业所淘汰；行业的有限经验一用若干年也会带来行业的衰败。

立足行业进步，梳理既有的技术流程，我们要做好几件事：

一要在技术流程中加入大量跨界的预评估环节，这事关政府的科学决策。最近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不仅有政治生态的原因，更多的是没有科学依据，不敢决策。改革开放伊始，政府围着资本转和近十年围着人情转的决策历史，已经不可继续。现在的政府需要用科学来帮助决策。

二是行业支撑技术的变革。从一只笔一张草图纸，到AUTOCAD，到GIS等支撑技术的发展，设计过程中BIM技术的介入，到对CIM技术的憧憬。这不是简单的支撑技术变革，变革了以后的改进也绝不仅是工作效率和进程提速。它带来的是向行业上游和下游延展的能力。这些基准平台在前端可以影响到前期的策划，后端可改变城市运营和城市管理的模式。

三是形成跨界校验的能力。对很多事情的议而不决，是因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时代已经过去。政府越来越感觉原来的部门分割、板块分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政府现在的决策会考虑对其周边环境的影响和关注人群的耐受。我们要从科学上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跨界校验。这很难来自于任何科班教育，实践教育的培训是最能够有所帮助的。比如，今年建设部开始推建筑的后评估。没有后评估，就形不成学术的积累。研究靠攻关，产业靠市场，学术要靠长期积累。经过20～30年的积累，院里才可能形成一套独立的学术体系，所以一定要不断回溯。

最后聊聊重回学术积累。

当我们真的投入这场变革时，切身感受到的是复合型人才的匮乏，以及传统科班教育的力不从心。要破解学术和实践如何建立合作机制的问题，寻找行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和建立真正过硬的行业技术队伍，仅靠传统科班教育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能用终身教育的模式解决。但从执行层面看，全球处理这个问题普遍遇到的障碍是业内资深人士缺乏变革的动力和信心。

如何从实践回到学术？组建实践研究院，聘请实践教授，组建定向知识基金，支持长期研发和积累；各国都在尝试这样的方式，其目的是增加最新实践知识的体系。它是多学科开发的，通过各种workshop建立学术和实践网络之间的关系；而且它还是以研发为驱动的教育，而不是以经典教育为驱动力，能够实现从专业人才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从传统的设计能力、规划法则，到建立全产业链和全行业背景，这才是更有意义的知识变革。

（本文首发于《北京规划建设》杂志，CITYIF为微信端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