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背景下，村镇规划建设与管理对乡村建设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4年初，中国工程院启动了以邹德慈院士为首的村镇规划建设与管理重大科学咨询课题，跨学科组织多位院士，开展涉及村镇经济发展、规划建设与管理、农村环境整治、文化保护以及乡土绿色建筑等多方面的研究。研究已经开展了近两年，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为了集思广益吸取更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提高社会各界对农村问题、村镇建设的关注度，由崔愷院士发起，2015年11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举办了本次以村镇规划建设与管理为主题的国际论坛和展览。本次论坛也是中国工程院第21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由中国工程院主办，由中国建筑设计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四家单位承办。“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在会上作了报告。

一百年来，我们不断追求工业文明，不断按照工业文明时代的工业化大生产的基本要求来调整自己。这种调整，也表现在城乡建设领域，比如说建筑的标准化，特别是在农村建设中推行建筑的标准化体系，好像只有一切客观物体都标准化了，才符合工业时代大批量生产的要求。

若从实质上看，无论是福特主义大生产（资产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大生产（共产主义），本源上都是主张通过工业化大生产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二者的所谓不同在于，前者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就能够达成社会均衡；而后者认为只有公有制管理社会化大生产才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这两套思想体系本源是西方一元论的基本内涵。

我们遵循这种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所给定的发展规律走到今天，前车之鉴先是苏东危机带来体制崩溃，后是美欧金融危机带来全球动乱；客观上已经难以再走下去了。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国工业化发展现阶段也不断潜伏着经济危机，又不断得以化解。

我们说，外国人不能简单化地说了解中国，因为这是一个内在具有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的超大型大陆；而中国人不能简单化地照搬其他殖民化大陆的制度，因为这是一个有数千年国家史的原住民人口大国。

事实上，中国在民国时期的工业化时代就已经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我们应该统称为“现代化危机”。

因为，自清末以来，政治家、知识分子们都是把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的，而现代化又往往被简化为“工业化+城市化”——其内涵是全部人类知识体系清理成工业需要的标准化知识，也就是将所有知识体系工具化、规模化集成，通过传输，极大地节约了成本，推进了人类在工业化时代的进步。

不过，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受益于成本对等。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然。

在民国时期，我们遭遇了西方开始进入工业化大生产以来就随即出现的生产过剩大危机。西方在上世纪20年代进入大生产时期，在30年代进入了生产过剩大危机，随之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见，西方的这套工业文明体系本身，是有着相当沉重代价的。

这个代价转移到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呢？在民国进入黄金十年的高增长时期（年均增长速度8.4%）的时候，遭遇了西方生产过剩危机，导致当时国外贵金属价格上涨，拉动中国白银流出、货币短缺，至1934年出现通货紧缩，1935年改为纸币，进而导致短期通缩转化为长期通胀，1948年第二次币制改革改用金圆劵，然而3个月又遭失败，民国的现代化财政金融体系完全垮掉。最终，中国的革命胜利是依靠农民推小车支援前线战士，这是一个传统打败现代的历史性胜利。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就面临全国性的大规模通货膨胀，怎样化解民国大危机？土地革命让占全国人口88%的农民回家种地，在新中国，城市资本现代化的危机靠传统农业得以恢复和化解。自此以后，中国历次遭遇危机，之所以能够软着陆都得益于“乡土社会”。乡村社会是中国工业化时代多次危机的软着陆载体。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没有毁掉乡村，这是中国和西方工业化最大的不同。当前几乎所有按照西方模式来搞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跌入了现代化陷阱（以拉美国家为代表），其根本原因在于毁掉了乡村。我们现在官方加强新农村建设，民间在搞新乡村建设，二者有机结合，中国的乡土社会仍然还能成为承载中国现代化成本的载体。当前工业文明时代正在转向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最主要的内涵是多样性，而最能体现多样性的就是乡土社会。农业只能根据自然资源、气候地理等等条件来维持资源转化型的生产，因此一定是和自然资源紧密结合的。目前，我国国土面积70%的地域是山区、高原，平原面积只有11%，与水、土、光、热4种农业资源匹配的平原的面积只有9.8%，这也就意味着我国90%以上的国土面积不适合大规模集约化的西方模式的农业，原因在于我们国家没有被殖民化，亚洲是原住民大陆，中国是原住民大国，搞得起大规模农场的都是殖民地，把原住民大规模消灭后，外来农场主占有了资源，才有大规模农业，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拥有大农场的国家，全部是原住民人口大幅度减少到5%以下，最典型的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原住民在5%以下。想学美国吗？先把原住民减到2%，就搞得了美国的大农场，舍此别无他途。

欧洲宗主国的大农业都在逐渐退出，退出的原因是污染过于严重，所以改大农业为城乡结合农业——即“市民下乡，农业进城”，不像我们仍然将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造成严重污染。

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感激住建部赵晖总经济师在报告中提出的创新点之一——要发动群众，依靠村民，必须鼓励老百姓保护、保存生态文化的多样性。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的发展变化出现了重要的转型，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工业化进入新的阶段，发展中国家都在学习工业化，人均GDP（按照真实GDP计算，不算泡沫），每一个十年下降一个台阶——这个过程说明了实体经济的下滑——即福特、凯恩斯主义工业资本时代的积累下降。

那么什么能使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收益上升，就是金融资本时代——始于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再度回升，随着金融化进程的启动，金融资产加速增长，演化成新的金融资本泡沫化危机为主要矛盾。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暴露的主要危机是产业资本过剩，那么这个世纪暴露的主要危机根源则是金融资本过剩。由此，资本的全面过剩造成的代价向资源环境和弱势群体转移，在这种变化着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形成自身的知识生产，不能一味照搬西方国家经验，那只是“邯郸学步”。

经过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运作，发展到新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化。因为，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过度泡沫化的代价不仅是向产业资本转移，也向资源环境转嫁。

我们谈资源环境的保护时如果不谈金融资本的过剩，不谈金融资本的短期性、流动性和集中性，就意味着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接着2009年出现全球需求下降，即全球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现实体产业的下降，即“去工业化”，中国的“去工业化”是全球危机的后果。

并且，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唯一的一个大规模增长，就是债务率的增长。最近在做江苏某发达县的调查，这个县上报的债务是二百亿，实际十倍不止，而我们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的真实能力连其财政开支的10％都不到。按照这种方式下去，我们其实是在高负债的压力之下勉强挣扎着。

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实体经济所占份额已是世界最大份额，实体经济的产出相当于美国2倍，相当于其他8个工业国家的总和，目前位置处于微笑曲线的右偏态。金融资本阶段的金融霸权国家大量向外溢出过剩流动性，大凡属有资源主权的国家均得到了搭便车的机会，比如俄罗斯、伊拉克、利比亚、委内瑞拉、伊朗等，金融国家大规模向资源期货市场倾泻流动性，出现资源价格大幅度上升，拥有资源主权的国家就得到了很好的收益。但实体经济国家大量进口资源和粮食，则意味着输入了通货膨胀，承载了金融资本的危机转嫁。

我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连续15年做多，大规模投资，国家战略接连出台，如“西部大开发”3万6千亿投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万4千亿投资、“中部崛起”大约3万亿投资，朱温时代15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其中仅“区域再平衡”就投了8万多亿。温总理接手之后三农问题被作为重中之重，2006年开始投资新农村建设战略，实际上是“城乡再平衡战略”，又投了8万多亿，这十五、六万亿的投资化解了中国遭遇外需下降造成的产能过剩，同时实现了一般国家不可能实现的区域差别再平衡、城乡差别再平衡。

据此，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这一代领导人的时代该实现的是“贫富差别再平衡”，所以，这次五中全会特别强调的是“共享”，要实现贫富差别的再平衡。

我们通过基本建设和国家信用扩张，形成货币租、资源租、环境租＆劳动力租等的阻值上挺，使得实体经济本来居于微笑曲线底部的位置有所上升，这就是中国在工业化阶段的基本国策。

发达国家如何向我们发展中国家转嫁代价？发达国家金融扩张导致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两难，内在地形成的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发达国家属于金融竞争，通过大量的量化宽松，将资本零利率投给机构投资人；进入资本市场，占有能源、原材料和粮食期货及衍生品市场，获得高收益；通过零利率美元的海外投资，占有世界实体经济的高收益，例如投资或战略收购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国家（我国现在21大类产业2/3外资控制），一方面国内接受了通过国际贸易推高的基础商品价格，必然是高通胀的，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应对通胀导致国内资金价格也上升，进而在投资市场上竞争不过国外低价资金。事实上，先是进口通胀导致国内资金价格上涨竞争不过低价外资，再进口通缩导致国内经济下滑资产价格下跌又被外资抄底。

这就是我们加入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国家宏观调控也由此面临两难困境，对外是进口通胀和通缩，对内是资源短缺、环境成本上涨，于是导致实体经济严重不景气，其低收益又导致资金析出，进入投机品市场，那就是中国2009年全球大危机打击之下2011年开始房地产高涨，房地产顶多涨3年泡沫就破了，破了之后资金再析出进入股市，再涨顶多半年，那就是我们前不久发生的股灾，现在就停留在3000点以上的位置上再也上不去了，其实是一个“常态”……

怎么改出“新常态”？只有靠我们自己。

代价转嫁最为严重的还不是经济危机，经济代价可以消化，最难受的是社会代价。西方国家仍然在不断扩张债务，税收水平是个平线，但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因此必须不断对外转嫁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使其产生巨大的社会代价。

19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进入金融资本时代，最大变化是从生产过剩改为生产短缺和金融过剩，延续冷战意识形态向外转嫁危机。随之发生巴尔干冲突、北非颜色革命、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战争；凡是政权颠覆的都陷入战争和动乱，百姓死伤无数，难民颠沛流离。其他没有被颠覆的国家唯以强权+意识形态维持旧秩序。

我国政府从1997年遭遇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到现在靠“做多”来拉动经济增长，下图所示为投资增长情况，柱图是增长额，曲线是增长比例。投资拉动增长的结果，是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现在强调开放，生产过剩得用金融资本带动向海外投资，于是就有了“一带一路”的设计。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清楚在不同的危机条件下我们国家是怎样处理危机局面的。

这是1950-1980年代我们国家遇到的危机（上图），那时还没有融入世界，靠的是城市失业青年上山下乡。1960年代遭遇到第一次大规模的危机时，有1200万知青下乡，社会矛盾得到缓解。第二次因为大规模三线建设又积累了大量赤字爆发了第二次危机，这时进入文革，文革其实是经济危机代价的一种爆发，接下来怎么处理呢，1968年第二批知识青年下乡的同时结束文革。1971年尼克松访华，解除了对华的封锁，国家开始进口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又造成债务与赤字危机，就有了1974年第三批下乡。这是一个进入工业化的过程，靠农村帮助城市缓解了经济危机。

再来看看后30年（注：我们这里所做的经济解释只是一种补充，不作依据，仅供参考）。1978年以来几乎每次“三中全会”都遭遇经济危机。邓小平接手时处于典型的经济下滑期，解决方法是“第二次土改”，让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回家种地，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大幅度减少，大包干节约了15%国家投给农村的财政（财政赤字约为20%），可见是农村化解了大部分的财政危机。

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高度吻合，本来就有规律可循（注：结论的得出更多是经验性归纳，不具有政策解释意义）。

这次遭遇经济下滑，我们国家对外搞“一带一路”，对内呐？什么仍然是吸纳过剩生产力的领域呐？城镇化。

前些年大城市过度集中的投资，资本已经严重过剩。目前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的是县以下城镇，3000个县级中心镇和县以下的3万个建制镇普遍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民人均环保投资只有10元钱左右。如果不修改法律、不调整政策，我们怎么能够实现城镇化呢。这次累积的生产过剩矛盾是个总爆发，上一届的黄金增长不过是用长期过剩掩盖了短期过剩。现在如何维持中高增长？政府继续改为做多，就要选好做多的点位，县域经济有大量可投资项目，只不过要由担负着整个国家安全责任的并且是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来承担“沉没成本”，客观地说，往县以下的城镇和乡村投资是化解新时期产能过剩的做多政策。

我国乡村社会属于东亚稳态社会，包括日韩台的乡村在内全都属于稳态社会，其中日本是最典型的稳态社会，所有的农民都是小农，尽管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现代化。并且，日本2011年前严禁产业资本下乡，由综合农协统筹所有产业收益领域，即“六次产业=2*3”——农业的加工业，属于二次产业；金融保险仓储物流房地产及旅游饭店服务业，属于第三次产业，全部整合在综合农协一个体系内。

东亚稳态社会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全都完成了平均分地，和西方社会不一样。但是，我们缺少对东亚社会从经验层次到理论层次的归纳。

我们只要不动农民的地，农民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小有产者群体，占人口的60%，葆有小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三、四十年发展成为中产阶级（约占人口30%），因此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群体——5个亿，是美国中产阶级2倍半，是欧洲中产阶级2倍，中国最具有自觉性的群体就是大资，大资的代表又是国资，占有金融资本的70%，工业固定资产的70%，用以承担基本建设亏损代价。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做归纳，则可知：国家是无限责任政府，国资是无限责任公司。

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是一个稳态的金字塔，因大规模向实体经济领域中做基本建设投资，所以我们拥有400万亿实质资产。金融资产150万亿，政府债务56万亿。

现在，对乡土社会只要投资得当，就能够起到保护古村落文化，同时传承、保护乡土文明的作用，使其成为中国将来再次遭遇危机的载体，只要保护得住这个危机载体功能，我们就将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