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5年4月10日，John R.LOGAN教授在同济大学召开的“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上作了题为《中国城市的未来--源自社会主义的艰难道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差距和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安置等各种难题并就美国城镇化阶段（1850-1910）与中国近几十年的情况进行比较。通过分析中国的案例，指出中国应重点关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收入趋势和受教育机会，以及城市中兴起的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住房市场中的本地及外来居民所处的地位。

John R.LOGAN教授 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空间社会科学结构中心主任

中美城市化比较

以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我们能从美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得到很多启发。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现象是内在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美国在19世纪开始了其快速城市化过程，其遇到的问题与今日中国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非常相似，包括城市不平等结构、人们对其所居住城市的未来的参与创造。

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令人惊叹却并非史无前例，在做中美比较时，我想强调中国面对的是一些常规并且可以解决的问题。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人口城市化在结束与英国的革命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从1850年到1910年甚至到1930年，城市人口从10%到50%，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城市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在图表下方用黄色标注的曲线显示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上方的美国的曲线几乎平行，从1950年到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完成了10%到50%的飞跃。

图1 城市地区人口百分比增长

美国在这一段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要处理的问题很多，我将主要谈到的问题有三个：城乡分裂；新来者的城市融合问题；独立的工人运动，这在1880年到1920年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组织独立的工人运动是违法的。尽管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但是对于描述这段时期的状况却有很多限制。我将集中于美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这一阶段，指出美国社会的一些特点，并展示这些问题在美国是怎样呈现的。

首先是城乡差距。在美国，上百万的非裔美国人受到城市机会的吸引，从南部的农村地区来到快速成长的西北部和东部工业化地区。而当他们来到纽约等大城市，不得不接受劳动市场上最低的位置，住在高度隔离的糟糕房子里。零售店雇佣非裔美国人是不可接受的，让城市居民与非裔售货员打交道，他们会感觉受到了侵犯。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肤色，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农村背景。城乡差距的另一个表现是农村地区的供电，在20世纪30年代，为农村供电是罗斯福政府最进步、最民主的政绩之一。很难想象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很多美国农村地区都没有通电。罗斯福总统开始治理贫困，但直到30年之后，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善。人们仍然发现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存在贫困，但是最难以克服的贫困集中于那些几十年以来都属于农村的地区。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移民融合。尽管美国的移民是国际移民，中国的移民指国内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但我想指出这两者其实没有根本不同。在美国，人们对移民群体的抱怨不断变换，从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到来自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和意大利、再到来自中美洲和墨西哥的拉丁美洲人，当旧的移民群体被同化之后，不满又转向新的移民群体。事实上，美国有大量没有护照的墨西哥人，政治结构导致了非法移民的存在，由于不能获取同等的公民权、服务和劳动保护，他们作为一个城市中的底层阶级存在。同样，中国的城市也有类似的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不过他们是没有户口的中国公民。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还颁布了全国劳工关系法案。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发展，是一个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劳工运动，非常激进。一系列立法的变化，给了工人组织独立劳动工会的权利。在这段时期，有挣扎和争斗，但是工人最终获得了组织的权利。在美国城市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是非常艰难一个时期。

中国的城乡差距

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不平等，以及如何整合大量的新移民群体。数据显示农村的发展极大落后于城市，两者之间的不平等非常显著。下表集中了2009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数据，总体上的一个趋势是，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国家有最高的城乡差距。在城市化率为10%的国家，城市消费水平是农村消费水平的2到2.5倍。但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达到60%或80%时，差距会逐渐消失。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0%，但是其城乡不平等程度却和城市化率为20%的国家近似。

表1 城市化水平与城乡差距

中国对城乡差距的处理远远滞后于其城市化速度，且这一差距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在1995年，城乡差距是2.75，到2003年这一比值上升到了3.1。尽管缺乏近年的数据，但很有可能这一差距在持续增加。且这一数值要高于同期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韩国，这一指数在1994年为1.03；在1995年的台湾，这一指数为1.43。

从教育入手谈论城乡不平等是个不错的途径，以下的数据来自于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Emily Hannum。反映的是16至18岁至今在读的青年的比例，这意味着他们继续接受高中。这是一份全国的数据，我们看到在东部省份，男孩与女孩的差异并不明显，在城市，女孩的高中入学比例甚至略高于男孩。真正的差别在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如果在农村，15岁青年继续读书的比例只有近百分之五十，但如果在城市，则相同年纪的青年有很大可能会继续读书。

表2 全国分区域分城乡、分性别16-18岁青年在校比例

同样可以将教育作为一项指标考察在城市空间里的城乡差距，以上海为例，拥有本地户口的16至18岁青年，将有非常高的可能性继续读书，女性（94%）的比例甚至高于男性（89%）；但对于没有城市户口的青年，这一比例少于50%（男性39%，女性31%），低于农村地区的全国平均水平（男性52%，女性43%）。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差距，因为不同于收入和工作等可以改变的差距，教育上的差距是永久性的。

在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美国未来的劳动力是拉丁美洲人，但是他们的教育程度非常低，美国在为未来城市创造一支无技能、无竞争力的劳动力大军。上海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如果这就是我们对待未来劳动力的方式，我们未来将面临怎样一个城市？

城市不平等的空间结构

接下来要谈到城市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在这一方面，中国与我研究的其他国家有根本的不同，我在中国的大部分研究与城市住房、住房改革、住房私有化有关。人们在城市空间的隔离主要地是根据住房产权来组织。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城市空间主要由单位提供的低价公共住房所构成。人们的住所与职业和收入无关，而与所在的单位息息相关。城市的空间结构仍能反映这一时期住房所有权的影响。以北京为例，在住房改革20年后的2000年，可以看到公共住房在核心区、近郊区与远郊区分布的情况。越远离城市中心，公共住房的比例越小，其他形式的住房比例越高。

图2 北京2000年住房分布

住房的分布与移民的空间分布紧密相关，下图显示了在每一个街道过去五年间（以2000年为参照）移民增长的比例，城市核心区的移民比例非常低，大部分的新增移民集中在郊区。人们居住的位置是一种根本性的隔离，在北京这也同时意味着社区资源、机会结构的隔离。移民的分布与公共住房的分布紧密相连。住房系统实现了给有单位的本地人分配核心地区的公共住房，外地人居住在边缘的格局。

图3 北京2000年近期移民分布

移民聚集在城市的边缘，这是一些由当地村民控制的社区，由于村民的垄断地位，他们以高价位提供质量低劣的住房。城乡差距表现为城市核心区域与郊区的分离。下表同样是2000年的普查数据，将市场购房与公共购房相比，尽管市场购房的质量好于公共购房，但是市场购房每平米需超过2000元，而公共购房只需430元。

表3  2000年八大城市平均住房质量与价格

在控制了住房质量，住房位置等一些指标之后，人们以一半的价格就能得到公共住房。移民完全被排除在了公共购房之外。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公共住房创造了一个新阶级，有房产的新中间阶级。由政府政策创造出来的新中间阶级，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旦拥有了这一财富，你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能持有它，你的后代都能相继拥有它。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比较公共住房与市场住房，在2000年，几乎没有给中间阶级的住房，大部分市场住房都是在核心城区之外为移民提供的。根据住房设施和住房便利性计算的住房质量指数显示，公共住房要好于市场住房，但是市场住房的价格却是公共住房的3到4倍。

应该怎么做？首先对于城乡差距，有一些政策可以实施，如帮助移民离开乡村，又如对农村进行投资，使得农民可以找到就地工作的机会。其次，对于在城市空间上的差距，需要帮助移民融入城市，赋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利；打破村民的垄断，为移民社区提供基础设施，尤其是为移民提供教育。

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谁将为这些服务买单？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为移民提供教育，而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讨要资金，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政治冲突。尽管中国并不是一个形式上的民主国家，但它像其他政体一样需要公众的支持，所有的国家和政体倾向于发展他们所倚重的选区以换取支持。我的观察是，当前中国政府仅仅考虑城市选民，而移民与农村居民的支持并不在当前考虑之列。问题在于，在何种条件下，这一局面会被挑战，由谁来挑战，这是未来城市研究者的责任，是从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历史学者到政治科学家的责任，也是同济大学研究中心的未来议题。

（整理：李家兴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专家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