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5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承办的中国科协年会分会场“大数据与城乡治理”研讨会于广州举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经济地理学系副主任柴彦威教授作了题为《基于时空行为分析的中国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的报告。柴彦威教授指出当前城市规划正面临从生产空间导向到生活空间导向、从关注宏观到关注社区、从关注整体到关注个体的转型，包括大数据、移动服务在内的信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采集、分析居民行为的可能，从而改善传统规划中人文关怀缺失，构建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城市空间。

一、中国城市研究与规划的新背景

1、传统城市研究与规划的不足：缺乏人文关怀

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过去30年经济转型走向未来三五十年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转型促进了人本城市的建设，而信息化了促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在这个过程当中，传统生活空间导向的城市规划要向生活空间导向的规划转向，从经济的发展到要关注人的发展、社会的建设。而传统的城市研究和规划中往往缺少了人文关怀，刚才吴校长的指标体系中看得很清楚，目前的阶段是一些硬件和系统的建设，但是对于软件的服务，特别是面向居民的一些服务系统还是做得远远不够，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城市规划转型涉及的面就很广。

2、信息化的机遇：大数据+移动服务

信息化带来大数据的机遇，特别是对于研究城市行为空间的人来说，需要有大量在城市生活的个体的人的相关数据，而我们传统的关于人的流动、移动的数据是有限的，我最早大概有人口普查可以用一用，后来有一些交通出行调查，日志调查等等，调查人的活动的项目是有限的，现在有了手机数据、签到数据和消费数据等，这些数据的背后隐含了居民的行为和空间使用，这些行为的解读是我们见识人本城市和智慧城市的一个关键所在，有关行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在增加，我们需要关注个体的生活空间。

二、中国城市研究与规划的行为转向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已经有一个大的社会转向，在这个社会转向里，城市规划的研究我们认为有社会转向和行为转向。在以经济原则为主导的时候，我们关注城市的用地、城市的功能、城市的产值，现在要转向关注居民在城市空间里的各种行为空间以及它的集合，称为活动空间。

我们提出的城市研究与规划的行为论框架，右边的这条线是传统的以经济学和制度学为核心的城市空间的建构和规划，加上左边的这条线，就是以个人的空间行为在城市空间的制约的关系，以及将来要规划的城市空间和居民希望的行为空间的需求与引导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有很多有关人的行为模型里的数据都是拿别的国家的经验值做了一个权重，目前我们没有中国各种城市人的行为指标，处在社会转向和行为转向的年代，城市规划面临着这样一个转型。

三、城市生活空间

1、概念和测度

所谓生物空间就是这样的图，一个人出去上班，回家，出去之后购物或者是吃饭，再回家，就会在城市空间里有一个他的设施的使用和留下的行为的轨迹，这个空间范围叫做生活空间或者是行为空间、活动空间，当然概念的使用有一些不一样，这个空间和传统的土地利用、一些功能区来说是相互作用的，是在一个物质空间和功能空间之上的一套行为空间的体系。大家去办事和购物完了之后，是一条轨迹在那儿的，但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怎样把它可视化和表达出来，可以跟土地利用空间，建筑空间一样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关于它的测度，传统上有有多边形等很多种的方法，比如人口普查的研究有很多，但只是研究了一个直线，包括通行也是一个直线。后来有了路网的数据，GPRS轨迹数据，还有手机数据，把人的活动空间测得更加精确。要把生活空间测出来，给它一个解释和评价，然后跟现有的城市空间进行对比分析，看看城市空间是否满足了或者是较好地适应了居民所希望的行为空间。

2、不同尺度的城市生活空间研究

在国内也有一些相关的城市生活空间的研究。这种行为空间，我们大量地研究集中在中心城区，因为中心城区比较复杂，但是实际上从中心城区到都市区，到城市群都可以拿行为空间这条线和生活空间这个体系串起来。都市区的概念最早是以通行圈来界定的，怎么样用行为空间把一个已有的城市都市区和城市群给重新解构，重新梳理和规划，这是要做的。

四、城市生活空间与生活圈的研究及其规划实践

1、日韩的城市生活圈规划

关于生活空间，日本比我们国家起步早一些，在三四十年之前就开始做一些与生活有关的空间规划，它的生活圈概念体系建构得比较完善。一个县的日常生活圈是按照公共服务的功能、它的人口规模、服务半径，还有一个空间的层次。比如说一个城市里的生活品的购买和浴场的分布建构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圈。在东京，大家都往市中心去的时候造成了很多交通、环境问题，后来东京建构了一个“一极集中”的生活圈，使得交通得到很大的改善，居民生活比较便利。

韩国也是在经济发展的后期，社会发展的时候开始建构生活空间的概念。比如木洞新区居住小区的规划跟生活圈是相应的，是基于居民的需求和生活来划分大中小的生活圈的规划。

2、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研究

我国的城市生活空间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图例是20年前在兰州做的生活空间的研究，生活圈空间现象在任何城市都是有的。袁家冬教授也做了一个日本生活圈的划分。王德教授做了大量的研究，在仙桃市做了一个实验划分为基本生活圈、一次、二次和三次生活圈，文献可以看出是怎么样划分的一套系统。这些研究都是以人的生活空间为核心的一套空间规划的思想。台湾也有这样的生活圈规划，做了两次，一次是在1979年，一次是1994年。

这些对生活空间的划分，或者是把它的知识应用在城市规划里需要大量的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足的。我们做过了北京通勤的行为空间，有购物行为空间、休闲行为空间，对北京郊区空间的研究和模式的提炼是一定是要在现实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空间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个未来的城市空间设想和规划。

五、基于时空间行为分析的城市生活圈界定与理论构建

我们做的一个关于轨迹和日志行为的调查，把一个社区里每个人每天在社区周边的定位点以及活动类型叠加之后划分出一个社区生活圈，作为生活圈规划的出发点。社区是一个很严格的、有明确范围的圈子，但是居民不会按照这个圈生活，所以要以日常生活为核心，这个界线在什么地方，它和周边社区之间的重叠关系是什么，要有一些具体的测量，以便于我们规划的实施。对人出行的空间把握，对社区周边设施的的分布和行为的匹配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生活圈的概念，通过观察和调查所获得的居民的行为的空间分布和时空分布，分了不同的等级，有日常活动、有高级的休闲活动。区分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居民，分别建构基础生活圈是怎样的，作为中心城区来说，三个小区构成三个社区的生活圈，共用的一个生活服务中心，组成一个基础的生活圈。在郊区这个基础生活圈稍微有一定椭圆的偏向，有一定的扇形的偏向。这样一个基础生活圈的模式套在城市空间里，我们的理想城市空间模式是由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组成，这是我们现在刚刚做的一个工作，最近也发表在城市规划学刊中。

城市的理想模式的构建我们是以北京为例，有一些城市可能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分近郊区、远郊区，主要是在中心城区这个范围内就业、购物和休闲，有一个小的扇形是向外的，到了近郊一部分的就业和到远郊的休闲、娱乐的行为空间。近郊区是一个圆形，我们现在向中心城城区的通勤还是大量的，将来怎么样压缩使得这个近郊区内部的就业中心增加，它的侧向通行份量提升，而向中心城区的通勤压力减少。而近郊区的购物和休闲已经在多元化了，现在大量城市的居民是住在近郊区的，现在近郊区的生活问题更大，远郊区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但是长距离的通勤的问题仍然存在，尽管近郊区有一些购物中心适应了一些远郊地区，但是对市中心的通勤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这是要构建的一个理想的模式，还是比较初步，我们刚把这个研究做出来，上一次在同济的会议上也讲了一下，这次也来讲，希望把这套思想慢慢地加深研究，在下一步的城市规划里进行拓展。

六、问题与展望

1、研究层面

现在我们还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关于利用多元数据进行时空行为模式的挖掘和解读，这方面国内的同行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做得远远不够；现在划的这些模式绝大部分都是居民表现出的外在行为，而不是在某一个理想状况下所期望的行为，我们SP的行为调查做得很少，如果要做规划的话还是要做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于家庭联合行为的研究国内做得非常少，个人在家庭行为里的作用和行为互动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很多方面还是需要去加强的。这是需要一套全新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来支撑的，这方面还需要在座的各位同行参与和研究。

2、规划层面

我们的目标是建构中国城市生活空间规划体系，把我们现在提出的生活圈规划纳入到已有的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城市社会规划中去，把社区生活圈的规划纳入到城市社区规划里，从而完善创新已有的以空间规划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空间体系。

3、数据与方法层面

基于手机数据的时空密度分析，也有一些网络签到数据分析，但是还没有做到很仔细。还有就是用这些数据做的空间结果的解读上还需要创新。

空间更重要的是产业发展导向经济发展的空间规划，除了生活空间的研究以外，我们还在做一套城市生活时间规划的体系，以时间为要素，计算每个个体和家庭的时间资源在城市中的分布，在设施上分布，是导向生活质量提升的时间。面向人本规划，面向未来的中国城市规划的革新，我们提出城市生活圈的规划概念，希望大家可以批评指正，谢谢。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专家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