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今天中国的城镇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在国际比较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地位？目前，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已经减下来了，它减速原因是什么？该不该减速？是不是我们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文 /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1、引言

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一个大国在40年的时间里，每年平均保持9.5%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在2012年之前是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应该说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其他国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在这40年里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我查了一下数据，横向比较起来，160多个国家里大概有四、五个国家比中国速度快，但是这些国家都非常不典型，而且大都是最不发达的国家。它的城镇化是什么样大家可以想象，有很多居民只是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根本就没有沐浴到所谓的“城市之光”。

在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我们统计显示的中国城镇化率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几，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前几年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今天中国的城镇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在国际比较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地位？目前，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已经减下来了，它减速原因是什么？该不该减速？是不是我们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两天我在一个论坛上讲城镇化，我后面的一个演讲者在发言中说不赞成我的观点。他说城镇化就是阶段性的，到了一定阶段一定会减速。我们来看看，58.5%的城镇化率是不是应该减速？如果说否定的答案，为什么不应该减速？下一步中国城镇化要继续推动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和政策变革？我今天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从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开始。

孔子说“四十不惑”，意思是说人活到四十岁就活明白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发展到40年的时候，也应该总结一些经验，对这些经验在理论上做一些概括，提炼出中国智慧，总结出中国方案。这些方案虽然我们不去强加给别人，但是总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希望学习中国经验的。此外，我们做理论研究工作不能自说自话，只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讲道理，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针对性，力图把中国经验放在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中来观察，把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放在与其他理论的比照中进行。

中国经验能够回答哪些已经有影响的理论？这里我选了三个代表性的人。这三个人并非都对中国经济发展发表过什么看法，因为有两位还没有看到中国的崛起就去世了，但是他们的理论影响了中国问题的研究者，而且被广泛引用于中国研究。

第一个是哈耶克，奥地利学派代表性人物，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晚年在美国任教。人们引用他一个最著名的说法，我把它概括为“意外结果论”，就是说，这是人类行为未经事先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成功的，创造了奇迹，但是这并不是你的初衷，因为你走了一条自己没有想走的路，无意之中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作为一个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观察者，我们看到了农民、工人、企业家和各个层次的政府官员，在改革中艰难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汇总成了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如果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意外结果的话，我觉得至少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探索者的忽略。

在理论上接受这种说法的，包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教授和科斯教授，后者与王宁写过一本书《变革中国》，他们都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这个意外结果假说的经典案例。从开始改革起步的时候，邓小平就确定了“三个有利于”原则：我们的改革要不要搞，怎么判断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归根结底以 “三个有利于”来衡量，其中最主要是能不能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唯一的终极的标准。科学回顾改革开放过程，以及城市化在其中的作用，有利于我们丢掉所谓的“意外结果论”认识。

第二个是所谓局部障碍论。钱纳里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有一个理论，虽然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他说一个国家经济不能发展，会有很多障碍，但是如果把几个主要的障碍抓住了并且克服了，经济就能够实现增长，而不管是否具备其他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研究团队，后来出了一个很厚的书，国内也翻译出版了。这本书的主编之一叫罗斯基，他的出发点就是想看中国改革发展的钱纳里效应，即中国能在改革中能抓住几个最主要的要素，就足够了。当时我不是完全理解他的用意，也没有很在意，最近我又与他沟通过一次。他说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读钱纳里的著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就印证了这个理论，中国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改革，有些东西触动了，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触动。但是触动的那些障碍，恰好足以促进经济增长。

按照这个逻辑，有的学者比如黄亚生教授就说，中国有些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就很成功，但是之后改革进到城市，就乏善可陈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们的改革从农村转向全面改革以后得以继续推进，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真像他们所言只是局部改革，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把我们的经济体制本身及其改革过程割裂开来，这在方法论上也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我把它叫做匀质经济论。代表性人物是经常到中国来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他把中国经济和教科书上的新古典增长看作是一回事，应该是一个匀质经济，没有二元经济结构。因此他不承认中国有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看不到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也不承认有人口红利。既然是一个新古典类型的增长，就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持续投入资本，报酬递减就一定会发生。由于他看不到中国经济增长中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判断说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也就不是什么奇迹。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批评亚洲四小龙，随后就转向批评中国，不厌其烦地预测中国经济要撞墙，就像喊“狼来了”的孩子一样喊了很多年。但是事实证明，至少到目前我们还没有按他的逻辑去撞墙，而且我随后会告诉大家，一是我们有人口红利这个很特殊的经济增长源泉，可以让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不出现；二是我们有结构变革和资源重新配置，也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曾经是一个二元经济，经历了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而不是克鲁格曼假设的是一个匀质经济。

2、从“退出”“流动”“进入”看改革与城市化

我们讲改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回顾和概括。一是我们总要找一个角度，尽可能依据更强的逻辑性对这个改革过程进行概括；二是我们想把这个改革和中国的城镇化结合起来，以便看后者的重要作用。所以从这个意图出发，我把改革用三个行为，或者说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来概括。第一是“退出”。退出一个是指退出传统体制，同时也就退出了生产率低的部门。第二是“流动”。退出以后它就可以流动。并不是退出就回家了，而是在企业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区域之间流动，这就是所谓生产要素的流动。第三是“进入”。流动是为了配置，而流动中选择的新配置就应该是更有效率的配置。因此，进入就是在退出低生产率的部门之后，通过流动进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讲，退出旧体制，通过流动选择一个更市场化的体制。这个过程一方面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把原有的生产要素存量使用得更有效率，因此提高了生产率，实现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源配置越来越转向市场机制。而在整个退出、流动和进入的过程中，城市化就是它的主要实现途径。我就想从这几个角度简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城镇化。

农村改革是推动劳动力退出的第一个动力。正好是在40年前的冬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家农户找到生产队长。往年他们也找生产队长来开介绍信，因为实在太穷每年冬天村里人都要外出逃荒要饭，有了介绍信才不会被看作是盲流。但是这次他们找生产队长说，你要不要带着我们搞包产到户？如果你因为这事坐了牢，我们这18家负责把你的儿子养到18岁。他们当场写下一个契约，18家农户摁了红色的手印，国家博物馆现在还保存着这个契约。这些农民虽然并不知道，当时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奠定了基础，最后推动了长达40年的改革。

从1978年冒着风险开始试验家庭联产承包制，到1984年就在全国全面推开了，随后人民公社体制也被废除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农民作为劳动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盛行，也不允许农民退出。现在终于可以退出了，从此以后农民可以自己支配并重新配置劳动力了。过去农民搞一点家庭副业都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想外出打工也没有人会用你，生产队还要把你追回来。现在农民不仅可以种粮食，同时还可以搞副业生产，可以种一点其他的经济作物。后来又从种植业，扩大到农林牧副渔大农业，再以后又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民可以在本地就业从事非农产业，叫离土不离乡。再后来他们又开始转移小城镇，进而有流入中等城市、大城市，从内地转移到了沿海地区。今天的农民工可以到任何地方居住和工作，这个过程就是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劳动力配置不断市场化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化的提高，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退出以后，便经历了一个克服流动中的体制障碍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逐渐放宽对农民工的流动限制，最初允许他们长途贩运，允许他们把剩余农产品运到外地去卖，第一次让农民实现了跨地域从事经济活动。接下来我们又允许农民他带着口粮（当时粮票制度尚未废除）到别的地方就业，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城乡流动界限。

农民的流动逐渐拓展到全社会的部门间、产业间、地域间、城乡之间甚至所有制之间。这种流动从微观层面讲，是农民选择到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从宏观层面讲就形成了生产率的整体提高，因为挣钱多的地方一定是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因此这个资源的重新配置就真正发生了。

还有一些方面的改革，就是不断清除劳动力进入的制度障碍。过去把农民工叫做“盲流”，即所谓的盲目流动人口。虽然可以流动了，但是城里并不欢迎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城市经济是波动的。经济好的时候城里需要劳动力，就对农民工进城宽容一点，允许企业雇一些外来工人。但是，如果城市出现了失业现象，首先就要清退农民工。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种事情的发生成为一种周期现象。甚至有些城市还会列出工作岗位来，规定哪些岗位只允许本地户籍劳动力从事，哪些岗位是没有户籍的农民工或外地人可以从事的，也就是把那些好的岗位、正规的岗位都留给本地人，农民工或外地人只能从事边缘性的岗位。当时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说法，叫“三D岗位”，只有危险的、肮脏的和要求苛刻的岗位才允许农民工从事。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尽管今天还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还存在户籍制度，但是总的来说，农民工理论上已经可以进入到任何城市、任何地区、任何企业、任何所有制，甚至理论上也可以是任何岗位。

从这张图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城镇常住人口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占全国人口58.5%的城镇常住人口中，大概有20%左右已经是由农民工构成的。现有大概4亿多城镇就业人口总量中，接近40%是农民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鲜为人知。

3、从兑现人口红利看高速增长与城市化

城镇化和改革的过程如何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它是通过这个退出、流动、进入的过程，把中国有利的人口结构兑现成了人口红利，转变成了经济增长动力和速度。我们经历的改革开放40年，其中有30年即1980-2010年这个阶段正好处于一个人口变化的特殊时期。

如果把人口分成两部分，持续快速增长的这部分是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些人大多就业，因此他们作为生产者的功能大于作为消费者。还有非劳动年龄人口即15岁以前的和60岁以后的人，在这个30年期间的变化是停滞的，总量上是没有增长的。这个剪刀差式的人口变动表明什么呢？这表现为人口结构的“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特征，使得我们的社会负担轻，有更多人可以就业和创造财富。因此在经济学里面，我们也把这个时期叫做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如果把这些因素变成了经济增长动力，就可以叫做人口红利。

进行国际比较的话，这在同一时期是中国所特有的。如果把中国在这个时期即1980年到2010年人口变动特点与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作比较，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做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中国这个时期的人口转变是独特的，其他国家整体平均状态不是这样，都没有这么好的人口变化趋势，所以这是我们独特的人口机会窗口。

如何把人口机会窗口变成人口红利，转化成经济增长速度？当然要通过改革和开放。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退出、流动、进入作为整个资源重新配置和体制障碍消除的过程。过去的30多年期间持续接近10%的经济增长，可以从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等方面进行分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人口红利提供的大量劳动力做出的贡献。这个容易理解。还要看到的是劳动力质量的贡献。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特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永远比已经在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要高，新一代的人力资本肯定要上一代有所改善。所以当新增劳动力不断涌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就可以以很快的速度改善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我们过去一直处在这个过程中。

至于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如何理解，或者说资本积累与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是当人口结构呈现剪刀差状变化的时候，就意味着人口抚养比在下降，而且处在很低的水平，整个社会的负担就轻，人们就可以把剩余储蓄起来，于是形成了高储蓄率。把储蓄用于投资就形成高投资率，解决了资本来源的问题。同时，由于有充足劳动力供给，就不会过早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劳动力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投入更多的资本以后会导致报酬递减，但是我们的劳动力不是固定的而是无限供给，因此我们不会很早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清华经管学院的白重恩教授估算过，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它就来源于此。因此，资本积累的贡献也是与人口因素相关的。

另一个是生产率的提高也和人口因素有关系。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即大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为了说明这点，我用劳动生产率做了一个分解计算。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倍。其中第一产业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作出的贡献是13%；第二产业作出的贡献是32%；第三产业作出的贡献是11%，加起来是56%，不是百分之百。还有一部分既不是来自第一产业，也不是第二产业，也不是第三产业，而是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之间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劳动力从农业退出来，流动到二产、三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个配置过程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是44%，基本上跟各个产业的贡献总和平分天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城镇化的过程，这是我们过去高速增长的依据。克鲁格曼不懂也不承认这个过程，他虽然知道经济学说史上有过刘易斯其人，也知道刘易斯在他之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并不承认也不愿借助刘易斯的理论来认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因此，克鲁格曼就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陷入不断预测中国增长源泉的枯竭，不断被事实证明预测错误的尴尬。

有利的人口结构带来了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如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人力资本改善非常快，资本积累也比较快且投资回报率也比较高，而且资源重新配置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这些因素搁到一个描述增长的模型譬如一个生产函数里面，就可以回顾性地预测出中国过去30多年潜在增长率大概是10%。再与实际增长速度相比，发现虽然实际增长波动比较大，但是平均下来也是10%。也就是说，有利的人口结构或人口红利使我们能够实现，事实上也实现了10%的增长速度。这就是在2010年之前我们高速增长的来源。

4、从就业扩大看分享发展与城市化

这样，我从一个特殊角度来概括过去改革的过程，就是劳动力的退出、流动、进入；我又从另一个特殊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即人口红利。改革通过城镇化、劳动力转移、扩大就业把人口红利兑现成了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的扩大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很自然就带来了一个自然的结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是分享型的。尽管收入差距在一段时间扩大，但是这个扩大和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蛋糕不断做大的过程中，虽然有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社会每个群体的收入都在提高，只是有的提高快，有的提高慢而已。如果蛋糕不做大，加上不断进行根据谈判地位进行的再分配，那些具有话语权的社会阶层就会得到更大份额，另一部分群体的收入就会绝对恶化。说中国过去的增长是一个分享型的增长，总体来说可以从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分配类型来观察。

第一个阶段。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这个阶段不管工业扩张多快，能新创造多少就业岗位，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因为农业中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几乎是零，因此就可以用不变的工资不断地雇佣这些转移人口。这是刘易斯模型告诉我们道理。在观察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在慢慢改变自己的认识。曾经有很多年，我都在写文章跟一些同行辩论，争论农民工的工资很低是否被剥削，是否在为美国人打工，而利润都被人挣走了。如今反过来美国人用同样的说法批评我们，说我们廉价的劳动力把他们的就业岗位抢走了。但是，如果一开始工资就很高，我们的企业得不到利润，则没法发展扩大，也就创造不出这些就业。也就不会有这些农民工，更谈不上更高的工资水平，相反会是进入一个没有就业的状态。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意味着有一部分劳动力只农业中已经不创造价值。如果这时把它转移到非农产业中，他们挣到的这份工资远远高于在农业生产中得到的报酬。因此我们看到农民工人数不断扩大，非农就业所得总额的提高，本身就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这就是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收入分配的格局，它本身也表明经济增长具有分享性质。

第二个阶段。2004年我们遇到了劳动力短缺，当时叫民工荒。起初我们以为这是一种制度现象、周期现象，最后发现这是因为人口结构变化了，没有那么多劳动年龄人口了，当然劳动力供给就不足了。从那以后，劳动力供给就没有再回到原点上，一直处在短缺状态，而且2004年之后工资上涨也很快。

按照定义这就是所谓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之后，并不是说劳动力就没有了，而是说必须涨工资才能得到所需的工人。农民、农民工、低技能的劳动力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高就是靠工资水平，因此这时这些群体的收入加快提高。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靠劳动力的整体参与率提高从而工资总量扩大改善收入分配，现在则是靠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提高改善收入分配。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市场作用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带来了一种现象，即伴随着劳动力短缺，劳动者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提高了。过去一个企业要招十个工人，可能会有一百多人在前来应聘，用人单位还要挑三拣四，甚至有时还要找老乡帮忙说个情。而现在企业想招十人，来报名的或许只有两三个。所以这两三个人就可以跟雇主谈工资、谈待遇，谈得不满意就不来了，或者工作中有不满意，随时会跳槽。这是工资改善和劳动条件改善的依据。整体劳动力短缺以后，政府也逐渐加大再分配力度。这个过程包括加快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譬如加快劳动立法。2008年一年里就有三个与劳动相关的法律实施。还有最低工资制。最低工资水平调整的频率越来越短，提高的幅度也越来越大。此外，政府还在大幅度改善就业条件，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等等。所有这些作为一种再分配的机制，进一步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市场结果，另一方面更由于政府再分配政策力度加大，收入分配改善速度明显加快了。因此，我多年前就预期一个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如今的确可以看到这种转折点的雏形，如2008年之后，无论是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全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都在达到了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这就是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分享过程，是在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5、城市化是否已经减速，是否应该减速？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已经减速了？在这个阶段上城市化该不该减速？首先，农民工的数量增长的确已经减速了。离开本乡镇进入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2017年是1.72亿，总量巨大但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了。

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有些人觉得城市对他们越来越不友好，但这不是整体现象。还有人说农村现在条件变好了，他们想回去了，我认为这话说的也不太准确，因为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确在改善，但是务农的收入仍然远远赶不上务工的收入，不足以把他们吸引回去。而且，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份额下降是一个铁的规律。主要原因就是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要出来了，而在现行户籍制度条件下，农民工到了一定年龄却是要回去的。

每年外出的农民工来源主要是农村16-19岁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包括初中、高中毕业生和辍学的。这部分人口过去一直在增长，到了2014年达到了最高点，之后数量就开始减少，呈现负增长。很显然，目前农民工增长速度减慢，背后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在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农民工增长速度放慢，农民工增量对城市化、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也就大幅度下降，近几年已经降到非常小的比例。现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8.5%，虽然看上去城市化率还在提高，但是如果实际计算的话，会发现增长速度是逐年下降的。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一个主要贡献群体，农民工对城镇化的贡献大幅度的下降以后，为什么城市化还能继续增长呢？

我们用人口数据做了一个分解，来看在一年里城市的新增人口是从哪儿来的？首先有16%是自然增长，自然增长意思就是城里人自己生的；二是农民工贡献占了26%，只要他们在城市生活超过6个月，统计局就把他们定义为城镇常住人口；三是异地迁入、转户口的，只占微不足道的5%；四是所谓的就地变更户籍身份，占了53%。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县改市（区）、乡改镇、村委会改居委会，使很大一部分人口一下子从村民身份变成了居民身份。这些人可能没有改变就业类型，也没有离开居住地，但是一下就变成了市民。

这个周末我在江苏南通农村调研，去了一个村子叫某某新村。叫“新村”的意思是：土地基本都被征用了，只剩下少量的耕地，当地企业非常多，外来人口也多，远远多于当地人口，所以当地3000多村民没有外出打工的。虽然他们大都从事非农产业，住在标准的楼房里，但是这个地方目前还是叫村，他们的身份还都是村民，属于农村人口。如果按照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城市化定义的话，当地政府随时可以把他们变成城镇人口，这就是就地变更。其实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早都变了，并不会因为改变了登记方式还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因此，这部分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资源重新配置式的城市化，而只是一种事后追认或者叫口径变化现象。真正有意义的城市化，应该来自既改善收入分配又改善生产率的流动人口的贡献。由于人口因素这种转移越来越少，因此导致城市化开始减速。

当前这个城市化的减速该不该发生呢？应该是，中国不久后要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以现有的58.5%的城镇化率，与高收入国家平均84%的城市化率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要赶超。按照人均GDP来说，我们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是65%，我们也相差很多。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把中国与一些更相关的国家进行城市化水平的比较。

进行比较的这些国家有一些共同特点，它们的人均GDP都高于中国。同时，它们的人均GDP全在12000美元之下，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人均收入高于中国但是还没有跨过到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国家，是未来几年我们要赶超的国家。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里，比如到2022年左右，跨过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分界点，所以这些国家就是我们要赶超的对象。虽然这些国家有的城镇化率比中国还低，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总的来说，城镇化率随着收入的提高必然要提高，与其平均水平相比，我们还有十多个百分点的差距要缩小。因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大国或者典型的经济体能够在城市化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的城镇化路径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事实上我们也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但是中国的城市化目标和结果不应该有例外。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推进城市化。

6、城市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党的十九大做出一个重大判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快实现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下一步的城市化也应该是高质量城市化，就是我们实现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最重要的途径和着力点。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是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下，城市化如何帮助我们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第一，更有效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经提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生产率。这三个要求的排比性和顺序性表明，其一，全要素生产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源泉。其二，这两个生产率的提高，很大一部分要靠资源的重新配置。过去生产率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贡献了生产率提高的44%，因为我们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农村人口比重还很高，还有下降的余地，这个下降就是重新配置，因此更有效率就要进一步的城市化。其三，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第二个，更加公平。更加公平的源泉来自于收入分配改善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劳动力市场更加发育、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就业更加充分，城乡收入差距才能进一步缩小。二是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和政府加大再分配力度，以及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导致了2008年以来基尼系数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小，我们把它叫做库兹涅茨转折点。库兹涅茨划了一个倒U字型曲线，说收入分配随着经济发展先提高，到达一个峰值后下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转折点。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以后就会一路下行，因为经济增长也好、城市化也好、全球化也好、技术变革也好，都不会自动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必须还有相应的再分配政策支撑。而城市化既有利于通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实现收入分配改善，也有利于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

第三个，更可持续。前面讲过，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了分解，而分解到2010年就截至了。在2010年之前，经济增长分别来自资本积累的贡献、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转移的资源重新配置贡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残差的贡献，这几个贡献构成了过去经济增长速度。到2012年经济开始减速，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人口学意义上的变化，即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年达到了峰值，从2011年开始呈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从下降转向提高。因此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人口转变类型的根本转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巨大。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条件下，劳动力数量很快就不增长了。新成长的劳动力减少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就放慢了。劳动力短缺导致大量资本替代劳动，就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因此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贡献也会弱化。企业家虽然不知道什么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但是他们明白过去只要有钱，投在哪都赚钱，但是现在谁都想给我钱，我却找不着可以赚钱的领域投资。因为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在缩小，所以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自然速度就会降下来。

可见，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人口红利消失了，开始远离二元经济结构，也就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增长速度要逐渐慢下去，经济学上把它叫做“回归到均值”。这里讲的均值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假设，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比方说是3%就是均值，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增长速度终究有一天要回归到3%。我们与国际上的悲观估计所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有潜力可以保持中高速增长， 2050年之后才会真正回归均值，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在回归均值的过程中，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速度尽可能慢一些，从而把保持中高速的时间尽可能延长一些。

如果通过深化改革，比如说加快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预期潜在增长率的明显提高。我们的模拟表明，虽然潜在增长率长期看终究是要下降的，但是更大力度的改革可以使这个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慢一些，保持在中高速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到了205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就会更高一些。无论如何那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但是更高一些和更低一些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在高收入国家中，有的国家刚刚高于12000美元，也有的国家高达八、九万美元，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7、通过推动城市化获取改革红利

我们如何通过推动城镇化获取改革红利呢？人口红利应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虽然还有潜力要挖，但是我们必须转向向改革要红利。这里说改革红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金白银的红利，是指通过这些改革能够提高生产要素供给、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让我们未来的实际增长速度尽可能高一些。更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更高质量的城镇化。

首先从退出角度来看。比如过去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是靠激励，即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民自己决定生产要素的使用和配置，生产率和产量一下子就提高了，劳动力过剩显露出来，于是农民就开始寻求外出打工挣钱。那么这个过程完了以后，下一步还有什么因素可以促进劳动力的退出呢？已经没有太多的激励因素，因为他们已经是自由配置自己的资源。接下来要想解放农业的劳动力，唯一的途径就是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所以退出机制要有一个更高质量的跨越。

其次从流动角度来看。现在农民工可以从农村流动到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甚至可以在部门之间、所有制之间流动，也可以进入到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受聘就业。但是有多少农民工实现了纵向流动？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在一个企业中上升到高层管理者？或者获得了城市户口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这个流动还是横向的，还没有做到纵向的社会流动。做不到这个纵向流动，就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第三从进入角度来看。现在农民工作为劳动者可以进入到任何地方，但是他们只是外来务工人员或客籍劳动力。他们虽然住在城市，统计上把他们计入城镇常住人口，但是他们没有获得城镇户口，没有享受到与城镇户籍人口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解决不了退休以后的养老问题，解决不了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的问题，解决不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因此，他们不能成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者，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消费者群体。所以，要推动农民工从作为劳动者的进入，到作为城市居民的进入。我的同事也做了一个分析，农民工在不改变就业、不增加收入、不改变其他所有人口特征的情况下，只要获得城市户口，他们的消费就能够提高27%。这表明我们目前的户籍身份给了农民工太多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敢正常消费。

有人说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降到很低了，这样就可以了。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总规模大，像美国和日本一样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到1%是不可能的，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也看不到哪个发达的经济体，哪个高收入的国家，无论人口规模是大是小，能够在农业劳动力还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国现在的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8%，农业劳动力按官方统计还有27%，我估算没有那么高，但仍然有17%左右。这就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力生产的增加值太少，其收入就不可能与其他产业靠拢。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那么低，收入却比其他产业还高，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保护政策，这样形成一个扭曲的农业。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下，农业显然不能成为例外。

我们做了一个国际比较。按照人均收入水平，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处在非常高的水平上。再深入观察，那些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国高，但是还处在中等偏上阶段的国家拿来做比照，这些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都大幅度低于中国。我们不能想象中国应该是个例外的情形，因此要继续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我们现在已经观察到一个“生产率趋同悖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农业劳动力比重是70%多，城镇化率是17%多，很显然当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极低的。随后我们加快了城镇化过程，推动农业劳动力退出、流动、进入，大规模实现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大幅度下降，如今不到20%，城镇化率也逼近60%。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在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化增长速度非常快。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型农业机械以两位数的幅度增长，意味着农业机械化已经开始节约劳动。但是这些因素虽然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没有导致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

也就是说，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们本来可以预期农业劳动生产率要提高，要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实现趋同或至少接近才对，然而这个预期的趋同没有发生。这个悖论是怎么产生呢？虽然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但是最后发现有两个东西没有变，一个是体制因素即户籍制度的存在，另一个是各种因素导致农业经营的规模没有变。两个因素分别是分子效应和分母效应。

我们统计上现在有两个城镇化率。一个指标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在已经接近60%了。另一个指标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即真正得到城市户口的人口比重仍然只有42%，这中间还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反映的是农民工进城居住就业而没有获得户籍身份。农民工没有真正成为市民，因此他们对城市化的贡献只表现为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劳动力，很多城市化应有的效果并没有发挥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的存在，大幅度的制约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降低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必须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解决面对的问题。

再来看农业经营规模。针对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三农”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始终没有变，就是中国农业的平均经营规模。1997年，中国每户农民平均拥有耕地规模是0.67公顷，这个数再早10年、20年或者再晚10年、20年都没有变。世界银行把户均两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定义为小土地所有者，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则只有这个“小土地所有者”标准的1/3的水平，和任何类型的国家相比，经营规模小到不可思议。例如，中国农户平均土地经营面积，仅相当于巴基斯坦的1/5，印度、日本的一半，法国的1.5%，美国的0.4%，英国和巴西的不到一个百分点。可以说，世界上极少有这么小的农业规模。在这样的规模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和二产、三产的水平。所以，城镇化亟待加速提高，要让农民真正转移出来，就要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我们对农业的规模经营强调得还不够，而这个问题应该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所以，我们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一系列相关政策，通过分母效应、分子效应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进一步推动新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