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1年9月30日下午，2020/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2021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论道规划二十二：数字化支持城市群协同发展”在线上成功举办。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安荣教授，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吴冠秋作了题为《基于时空大数据的粤港澳大湾区城镇群结构研究》的主旨报告。

党安荣 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吴冠秋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是区域高质量建设的重要前提，而基于大数据开展城镇群的高精度认知、精细化管理、协同探究已经成为现在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本研究是要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基于时空大数据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探究。

一、基于时空大数据认知城市群的协同

为了解决基于时空大数据的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探究这一课题，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基于时空大数据认知城市群的协同？这个问题又可以具体包含为，能体现城市群协同特征的载体是什么；面向协同特征所选择的区域大尺度时空大数据是什么；时空大数据所具体分析包含的内容有什么等。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基于时空大数据，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对象，面向湾区内城镇群间的协同表现，选取相关的、恰当的区域大数据，展开协同分析，描述综合特征，以期为大湾区的整体协同提升提供相关的建议。

具体而言，研究包含城镇群协同结构认知与城镇群资源生态位认知两个方面。其中，城镇群协同结构认知是基于湾区跨城职住数据展开了结构特征分析与聚类特征分析。城镇群资源生态位认知是基于珠三角跨城职住数据与跨城投资数据展开了资源分类分析、生态位宽度分析与生态位重叠度分析。最后，研究阐述了小结与相关的局限性。

二、城镇群的协同结构认知

首先，城镇群的协同结构认知方面。湾区内人口流动是城镇群协同的重要体现，这一流动格局的结构特征是城镇群协同关系的一种重要表征，而跨城职住是一种稳定性强、目的性明确、协同属性显著的区域流动行为。因此，研究基于湾区的跨城职住开展了协同结构的认知，其数据是通过2019年各城市间所识别的跨城职住流动数据所获得，具体分析技术路线包括划定空间单元、分析因子选取，经过因子标准化、相关性检验、标准化等操作，最终通过聚类分析对区域协同的特征进行总结。

跨城职住数据呈现的基本特征如下。

在迁入迁出数量层面，当下大湾区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三组组团，即以广佛为中心的发射组团，以中山、珠海为中心的互换组团，以及以深莞惠为中心的复杂组团，东西两侧差异明显。

在中心度层面，湾区内各单元的差异较小，连接度层面，其数值分异较大，高连接度单元更加相对均匀地分布于湾区中心地带。而整体上，湾区内各单元的中心度、连接度均呈现中间高、周边低的趋势。

基于既有的数据特征与需求，研究选取了相关因子并进行了加权处理、相关性分析等，处理后的因子包括迁入数量占比、迁出数量占比、综合跨城职住迁徙距离、加权中心度、人均经济总量等相关指标。结合聚类分析，最终得到了六类特征单元。其中，A类单元是湾区内有待进一步加强的优势单元，该类单元人均GDP较高，但是其加权中心度较低，同周边单元的交换水平仍有提升的空间。B类单元是湾区跨城职住的重要交流中心，该单元的加权中心度极高，职住流动水平高。C类单元是湾区的待发展地区，主要位于大湾区的周边区域，该类单位迁徙平衡距离极高，且普遍经济指标要素欠佳。D类单元在本研究中特指澳门，其人均GDP水平远高于其他空间单元，但其对跨城迁徙的影响范围相对较小。E类和F类则为输出输入类单元。

结合对比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规划结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湾区在现状及规划中均呈现显著的多中心多组团结构模式，湾区的核心相对集中的分布于沿海地带，发展极由沿海向内陆腹地中心牵引，使得大湾区有充分的空间去有效布置完整的产业链，促进区域协同。现状已经形成了广东佛山、中山珠海、深莞惠三处交换结构异质性的组团。但是同时湾区也面临着不协调的挑战。湾区内各城市的中心城区分布相对集中，城市发展呈现连片化，各单元协同类型呈现出圈层化的趋势，同时协同强度呈东强西弱的态势。外围的非中心单元发展之后，整体的协同水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三、城镇群资源生态位的认知

在此之上，研究进一步开展了城镇群资源生态位的认知。流动的人口和资金是城镇间构建良好生态关系的重要资源，因此研究希望通过认知城镇对于区域资源的利用状态，以及城镇间资源利用的关系来开展城镇群的协同认知。

这部分研究采纳了生态位理论，以认知城镇群间的资源协同特征。生态位是用于阐述种群于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时间空间位置以及该种群与相关种群的功能关系。

研究通过生态位模型表征城市对不同资源的利用特征，及城市间的竞合关系，其中有两项比较重要的指标是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度。生态位宽度代表的是研究单元在整体环境中对各类资源的使用程度，而重叠度代表单元对于资源使用特征的相似程度。研究技术路线包括资源生态的分类，首先摸清城镇所占据资源的类别，在此基础上，结合资源特征、计算因子权重及资源占比等相关系数的操作之后，展开生态位宽度、重叠度的计算，并具体分析其生态位的特征。

资源分类的分析如下。

基于企业主营的范围对投资数据进行分类，显示各类别资金流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其中金融服务信息等非实体的行业，在广州、深圳、珠海的小范围密集分布。而制造业、加工业大部分均匀的分布在深莞惠三市连接所构成的广泛区域中。整体上投资关系呈现高输出集中，高输入分散，东强西弱的格局。基于城市引力模型对珠三角内城镇间跨城职住迁徙行为进行分级认知，通过分析显示，整体上吸引力强度同迁徙型的个数呈现显著的长尾分布关系，空间格局同前面分析的空间格局并无较大的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广佛中心周边存在着较多吸引力低，但迁徙量大的连接。这吸引力范围及复杂程度，在未来很有可能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我们基于改进的SW指数公式计算了珠三角城市群各单元的生态位宽度，可以发现生态位宽度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差异较大，其中投资生态位宽度向内陆纵深递减，呈现沿海高于内地，东侧高于西侧的格局。而迁徙生态位宽度呈现中心高于周边的圈层扩散特征。城镇群核心地带广佛、深圳、东莞的连片化明显，这个区域对周边不同类型的迁徙者均有着很强烈的吸引。

生态位重叠度测算，首先迁徙重叠度层面，肇庆、江门等地区的区域重叠度非常高，同时城市内部单元间的迁徙生态位重叠度普遍较高。对于投资重叠度层面，其中由于肇庆市的跨城投资相对较少，与其有关的生态位重叠度均是相对较低。对于城镇间或城镇内的资源生态位重叠度高的情况，其单元之间的资源利用状态的构成更为相似，更加容易形成资源竞争的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低重叠度也有可能是由于资源匮乏所造成的结果。研究进一步对生态位重叠度的空间分布展开了分析，整体上迁徙生态位的重叠度显著的是西北高于东南，肇庆、江门、惠州北侧区域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而投资生态位的高重叠度单元主要分布于城镇群的中心地带，并且与迁徙生态位高重叠度分布呈现一定的互补之势。与此同时，研究结合各单元生态位宽度以及重叠度，对单元间的关系进行了分类。其中，高宽度、高重叠度的关系主要分布于珠江口周边，以及深莞惠腹地等位置。值得注意的是，高宽度、低重叠度的连接较多出现在肇庆、江门、中山同核心单元之间，这一类关系有拓宽生态位宽度的潜力，同时避免了生态位重叠的问题，在未来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最后，研究也进一步面向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都市圈，深入挖掘了城镇间对于资源使用的具体交错关系。以深莞惠为例，可以发现在现状资源利用中，深圳市同东莞市的迁徙资源生态结构相似。投资资源生态位的结构略有不同，其中深圳市内金融业、信息技术相关产业的生态位宽度略高。而东莞市内交通运输仓储业、公共设施业的宽度略高，但整体上两市具有较高的生态位重叠。惠州市在投资生态资源、能源供应业较为突出，同时其传统产业，如装备制造业、资源加工业也有较大的生态宽度。

四、小 结

综上，珠三角城镇群协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面临着现实的问题。对于珠江东侧已经构建了以深莞惠广佛地区为核心的资源交流网络，南侧打通香港，北侧连通广州，资源交换密切。而珠江西侧构建了以广佛为发展极，以珠海为重要发展中心，连接中山、肇庆部分地区的资源交流网雏形，城镇间交换关系明确，城镇生态宽度有发展优化的空间。但是问题层面，在协同关系中城市内部、都市圈内部、珠江口周边生态位重叠度存在隐患，协同格局上存在周边滞后、东西不均衡、连片化圈层化等问题。

建议未来可优化东岸地区生态位结构、拓宽西岸地区生态位宽度、承接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持续走多中心组团式发展路线。其中，首先城市内、都市圈内力求调节过剩产能、优化同类资源、促进产业互补。极核城市改善交换关系单一的现状，进一步释放港珠澳的资源流通效率，加强优势单元的参与，促进交流中心单元的发展。重点关注“生态位宽度及重叠度低、交换量高”单元，同周边极核城市提前做好布局，谋求待发展地区的整体提升。

此外，研究目前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包括研究使用的A股上市投资数据没有考虑港股、美股等海外上市企业。同时，由于数据的获取、经济政策因素等影响，投资数据的范围目前没有纳入香港和澳门。研究对于形成当下城镇群结构背后的多元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希望相应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有进一步的拓展。

供稿单位：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