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2/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于2023年9月23日在武汉召开，本次会议以“人民城市 规划赋能”为主题。在全体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何艳玲以题为《大国之城，大城之民》为题作大会报告。

何艳玲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何艳玲教授将学术研究与治理实践相结合，基于对国家、城市及人民的研究进行了前沿性讨论。何艳玲教授重点从人民城市建设、治理过程中对人民的认知以及人民算法的延伸议题等方面作了精彩报告，对于未来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理解与认知。

一、研究城市是感知、体悟、共担置身城市中之我们（人民）的伤与痛，并寻求公共解决之道

何艳玲教授首先基于自己的研究情怀和问题意识回顾了个人学术历程。她自2000年起致力于城市治理的研究工作，通过出版《都市街区中的国家与社会：乐街调查》一书，试图从国家来观察社会，同时从社会来观察国家。在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她呼吁建立基于个体体验和家庭友好的政策设计，面向弱者的城市规划。在2016年清华同衡的一次会议上，她作了题为“更自主、更健康：复杂社会中的城市治理”的演讲，其中讲到“乡愁，实质是我们对空间和人之间关系舒适、亲近、温暖的想象；这样的想象，不是到农村去寻找，而是就应该在我们现在的城市中得以实现。”2020年，她在深圳卫视市民大讲堂演讲，并提到“我们要反思的不仅是疫情应对，而是常态化城市治理如何避免危机中的伤害”。2022年，她出版了《人民城市之路》一书，诠释了“人民城市，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城市”。目前，她的团队致力于建构治理城市过程中的人民理论，并使其成为城市治理研究中最耀眼的一部分。何艳玲教授认为，没有一个词比“人民”更能唤起中国体验，没有一个理论比“人民理论”更能接近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二、为什么要讨论人民城市

何艳玲教授重点从三个方面阐释当下为什么要讨论人民城市的命题：其一是还原城市治理过程中鲜活的人民及其需求，呈现被忽略的“人民在场”议题；其二是从新的角度阐述宏大治理与微观生活的关系，并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政策设计的理论框架；其三是提出人民算法，并为具体治理过程的决策选择提供可操作性方案。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的系列论述，也再次表明人民和城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可见，作为价值追求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命题。中国治理的重要原则是人民至上，而人民至上是党的价值追求、行动指南和宝贵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命题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当下中国的时代之问。因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人民。

三、深刻理解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人民

何艳玲教授认为，在中国当下的人民不是作为价值和整体的人民，而是具有多样性、异质性和复杂性的群体，并进一步讨论了人民的分层。虽然人民群众是整体性的概念，但我们必须关注人民群体的分层，这些群体至少有三个维度：收入分层、住房分层、认知分层。

其一，在收入分层方面，不同的人会被区分为不同阶层，个人收入是否可支撑家庭发展，是否能得到公共服务，是否有非劳动收入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二，在住房分层方面，有无住房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个人在城市中尊严的体现，与中国住房货币化和借贷有关。借贷是提前透支劳动性收入，这种提前透支将大大加剧城市市民和城市家庭生活的脆弱性，并从生产领域转到日常消费领域，大大加强了城市家庭生活的脆弱性。

其三，在认知分层方面，市场化强化了认知分层，市场化、全球化与互联网化缓解了价值观的分层，但又强化了认知分层，使得面对同样的城市政策决策，产生了认知差异。

考虑到人民及其需求的复杂性，何艳玲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城市的具体治理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也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无论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管理过程中，都需要面对一些非常琐碎而精细的问题：第一，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决策过程中，哪些群体被侧重考虑，而哪些群体可能被忽略；第二，哪些需求可以被侧重考虑，而哪些需求可能被忽略；第三，城市治理工具如何设计以实现满足重点群体的需求；第四，城市治理技术如何配套以降低对被忽略群体的伤害；第五，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伤害，如何通过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来维持秩序。可见，城市治理确实成为全过程民主在城市中的重要考验。

为加深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何艳玲教授举了一个案例：某社区有一块空地，到底是为老年人建公园，还是为年轻人建停车场？没有任何一个人应以弱者身份获得更多偏袒，除非决策过程导致这个结果。那么，到底为谁而建？由此，“以人民为中心”在城市治理和城市规划过程中，将从一个价值命题变成一个科学命题，即：如何满足大多数群体的迫切需求，但同时又要保证对少数群体最小化的伤害。

在此基础上，何艳玲教授提出“人民算法”概念。人民算法的基本逻辑是“技术向善”，本意是指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运用算法技术识别、测算和预判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其本质上是一种需求算法，也是科学、专业、技术、民主、价值、情怀相结合的完美过程。

何艳玲教授进一步提到，“我们之所以要借助技术，是因为它们可让文明的隐匿需求简单化，可以让人们的多种需求有机化，可让人们的模糊需求精准化。技术可帮助人们实现智慧治理，是城市智慧性和社会管理智慧性的方向”。那么，我们生活在城市共有的需求究竟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何艳玲教授以2023年淄博烧烤为例，将人们的需求总结为街头繁荣、烟火气息、线下欢聚，常人可达、情感共鸣五个方面，是生活在城市中个体普遍性的共有需求。

第一个需求是街头繁荣。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必须保证城市的街头繁荣。因为街头繁荣意味着市场发展，没有市场的发展就没有城市繁荣，没有城市繁荣就没有城市美好生活。中国发展至今，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就是因为承认了市场的重要性。

第二个需求是烟火气息。烟火气息代表规划界非常成熟的生活工作平衡理论，也表明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协调。不仅要为城市修路，更要为人民修回家的路和上班的路，日常的生活习惯如何与城市道路建设，城市的各种建设相协调也是一种“烟火气”的体现。

第三个需求是线下欢聚。城市规划要注意社区和社区、片区和片区、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便利性连接，要关注不同空间功能的有机融合。疫情越来越让大家意识到，楼栋的尺度在社区规划中的重要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规划应涉及楼栋的建造与更新。

第四个需求是常人可达。常人可达对城市而言意味着在城市规划中必须考虑城市是一套整体的生态体系，既包括物理生态，也包括社会生态和产业生态。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应思考如何产出更低价保值的设施以及满足人民的可达性需求。

第五个需求是情感共鸣。这是城市治理的拟人化和情感化的一次大挑战，管理者要将自己当作正常人和普通人，同时也要把被管理的对象当作常人和普通人。在本质意义上是基于现代基础共鸣和情感共鸣。妥协是我们作为一个合格市民的基本素养，只有妥协才能产生情感共鸣。追求美的事物，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更重要的是容易让我们产生情感共鸣。

何艳玲教授主张将上述五个需求作为城市治理中人民的基本需求，也可作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未来的行动计划。

最后，何艳玲教授对人民理论进行总结升华：治理过程中的“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政治和价值命题，也是科学和技术命题。不一定所有的人民需求都能得到回应，相对于满意最大化而言，不满意的最小化对城市治理和城市规划来说，可能更具有操作性，也更能保障大多数利益。伤害和救济是任何城市政策需要纳入的变量，城市政策在这个方面具有配套性与系统性，并非孤立存在。我们需要更系统的城市治理技术和更有机的城市创新，以此促成系统的创新，为城市治理特别是中国治理中的问题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创新，我们可以让中国沉重的城市治理变得更智慧、更简洁，如何通过平台战略和生态战略让他们融为一体，这是解决和规避城市问题的重点。展望未来，应该让城市治理回归常人、常态和常识。总之，少数人有情怀是磨炼，而多数人有情怀才是改变！

报告整理人：柴凝

*本文根据现场报告整理，已经专家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