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3年9月24日，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三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在武汉市成功举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罗小龙，以“回流城镇化的思考与启示”为题展开主旨报告。以下为大家分享报告的主要内容。

罗小龙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

在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镇化最主要的人口动力之一。中国跨区域人口流动中出现了多次与沿海地区经济景气相关“被动回流”，近年来出现外出务工人员的主动回流正在成为一股潜流，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

今天的报告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回流人口是如何影响城镇化的，二是回流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三是回流城镇化的启示与建议。

一、回流人口如何影响城镇化

全国城镇化流动人口增量趋减，流动人口总量从2015年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中部跨省人口回流增多，东部人口流入型省份净流入人口下降；中西部部分人口流出省份人口流出减少，回流态势明显。以中部地区为对象进行研究后，发现了回流城镇化的载体呈现新特征。

（一）县级中心城市成为回流城镇化的主要载体

在205份从事非农就业的回流人口样本中，在县城工作的占比62.2%。回流前后的职业类型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呈现出明显的去体力化特征。同时呈现并非被动回流的特征，和第一代返乡农民工不同，新一代返乡农民工不仅从事非农产业，而且从业类型上也呈现高端化趋势。县级中心城市正在成为回流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以吉安为例，15.7%的回流人口居住在县城，居住有购置房屋、企业宿舍和租房等多种形式。回流人口在县级中心城市定居和购房意愿的比重大，吉安市回流人口分别有35.2%和49.7%在县城定居和购房的意愿，如果考虑到工业园区的居住和购房意愿，在县级中心城市定居和购房意愿的比重更大。

（二）城乡摆动的“两栖”人口开始出现

回流人口中的极少数居住在乡镇集镇，以吉安为例，回流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占47.2%；居住在县城（包括工业园区和县城）的占45.1%；居住在乡镇集镇的仅占3.8%。通过对比居住和就业空间发现职住分离现象明显，近半数的受调查者选择在农村居住，在就近的县城、中心城区和乡镇工作。研究发现，回流城镇化是一种就地城镇化的新模式，不同于长三角自下而上的城镇化，也不同于珠三角外资导向的城镇化和福建的就地城镇化。

（三）地级市中心城区成为仅次于县级中心城市的第二就业选择

在对吉安市的205份从事非农就业的回流人口样本中，在中心城区和乡镇工作的分别占比26.6%和11.2%。原因在于中心城市能提供大量的二产就业岗位，服务业相对县城也更加繁荣，近半数的受调查者选择在农村居住，在就近的县城、中心城区和乡镇工作。同时，第二代回流人口在中心城区的购房意愿高于第一代。

二、回流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回流城镇化有三个主要驱动力，包括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亲情社会网络、内生增长动力。

第一个驱动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迁入的企业为中部省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加工制造业出现倒闭或搬迁潮，外迁企业相当部分搬入中部省份。新“前店后厂”模式雏形正在显现，迁入企业中绝大多数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些迁入企业主要是制造业部门，而销售和研发部门均留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第二个驱动力，亲情社会网络是人口回流的主要动力。

经济发展差距不再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因素，近五年来，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减小，加之中部地区生活成本较低，经济发展吸引了人口回流。回流的主因是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和家人团聚，外出务工人员在年龄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时，就会出现回流。为了让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有经济能力的回流人口大都选择在城镇定居。

第三个驱动力，培育内生增长的回流城镇化动力。

一定比例的回流人口会从务工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变，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加工制造业出现倒闭或搬迁潮，外迁企业相当部分搬入中部省份。创业回流和就业回流的形成良好互动。据相关媒体报道，以河南省为例，截至2017年底，河南已累计吸引98.86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就业累计达590.61万人。政府关注返乡创业，也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支持。

除此之外，其他回流城镇化驱动力还包括 “丈母娘经济”，以及基础教育引领的城镇化。

三、回流城镇化的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三点关于回流城镇化的研究结论

首先，通过对中部地区的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了由回流人口引发城镇化的独特现象，即回流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和转型轨迹，中西部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为沿海城市群的发展注入活力，形成了具有不同地域特点的城市区域（城市群）城镇化模式。2010年以来，外出务工人员向出发地的回流也已显现，其中以中部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其次，回流城镇化是由外出务工人员回流而引发城镇化的新现象，其完全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和厦漳泉三角洲等早期的地域城镇化模式。在回流城镇化中，城镇化载体呈现一些新特点：县级中心城市成为回流城镇化主要载体；城乡之间出现了摆动的“两栖”人口，即居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职住分离现象；地级市中心城区也是回流城镇化的重要选项，并在未来可能成为回流城镇化的主要载体。

再次，回流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就经济而言，回流城镇化的发展得益于沿海地区产业向中部地区的转移，从而在本地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亲情社会网络是人口回流的主要动力，但是回流空间并非回到乡村地区，而是倾向于就近在县域中心城市实现向城市人的转变。在政府层面，创业回流因其带动力强，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政策支持，将其培育成为内生增长的动力，未来创业回流将为城镇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回流城镇化对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的三点启示

一是回流城镇化给地域均衡发展带来一定契机；二是要更加重视县域中心（城关镇）的高质量发展，避免城镇收缩；三是要在回流城镇化背景下，进一步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 本文的部分相关观点发表于：回流城镇化：中部地区城镇化开启新路径，地理科学，2020，40（5），685-690）

供稿单位：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