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作为2022/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2023年9月24日全天-9月25日上午，专题会议二“新技术赋能规划”在武汉成功召开。会上，赵渺希教授作了题为《数字中国网络协同的区域发展规划响应》的报告，主要从背景、理论、机遇与挑战、响应、结语五方面进行了分享。

赵渺希  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专委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背    景

1.1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

至2022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5.22%，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再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而后到“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的动态演变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为引领的全国19个城市群主体形态更加定型，引领带动作用日益凸显。2021年全国19个城市群常住人口占全国的比重比2010年提高2.23个百分点，净增人口规模8362万人。基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现状和它们通过网络协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人口经济提升的潜力，未来有望成为打造我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的动力源和增长极。

城市规模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结构失衡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已有的城市人口规模体系相关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存在特大城市规模扩张“极大化”和中小城市、小城镇相对萎缩“过小化”的两级并存，以及中等规模城市的“坍陷”现象。

1.2 数字中国建设的现实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中小城市能否把握时代机遇、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实现自我提质增效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方面，大城市作为区域核心，带动与引领群内中小城市数字化发展；而另一方面中小城市依托数字技术驱动传统产业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融入到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优化生产生活环境，从而克服区位劣势，减少甚至避免大城市对人才的“虹吸效应”。

现今，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显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正在不断扩大。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的广泛应用，不仅使社会生产过程呈现出跨越地域的网络化分布，而且令作为物化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数字技术与数据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从马克思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来看，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实现与分配环节在地区间的循环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增强了大中小城市的经济关联，影响着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中国取得显著进展，但数字时代催化出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亦十分显著，大中小城市之间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差异可能导致区域协调发展受阻并形成数字鸿沟。中小城市由于数字基建不完善、数字化公共服务覆盖度不高、财政有限等原因，限制了大中小城市间普适普惠、共建共享的数字化发展进程。与此同时，中小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数字人才缺乏、城市互动与合作机制匮乏等问题，制约了数字技术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 理    论

2.1网络外部性与借用规模

长期以来，集聚经济是大都市区发展的理论基础，即聚集的正向外部性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并在厚实市场、联系效应、知识溢出和纯外部经济性下形成中心城市的集聚增长。

新经济地理学虽然能解释区域中心-外围的厂商集聚现象，但演绎分析所隐含的路径依赖理论意味着外围小城镇陷入发展动力不足的锁定窘境，这一假说并不完全符合发达地区城镇化的事实：欧洲大都市区的发展过程中，部分中小城镇展现出了更强的竞争力，大城市对GDP的贡献份额并没有增加，中小规模的城市反而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规模报酬递增理论以及传统的集聚理论均难以解释这一现象。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基于区域腹地的“中心地”理论正被网络连接的“中心流”模式所替代，城市发展开始从依靠一般意义上的资源禀赋转向链接外部世界的连通便利性，城市网络外部性及其借用规模理论为中小城市的发展动力提供了新视角。

图1 网络外部性的“借用规模”效应促进企业增长和企业功能联系增长

在网络外部性与借用规模视角下，城市关系网络亦变得更灵活而有弹性。更为普适性的理论视野中，Katz等认为网络外部性是用户规模经济的源泉，网络价值与参与主体数量表现为二次方关联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梅特卡夫原则 。

互联网环境下，公开的技术专利对行业创新的外溢效应十分明显，触类旁通的知识创新使得海量主体间形成近乎零成本的共享学习关系，众包生产知识模式进一步扩增了网络的外部性效应。

2.2 范围经济与网络经济

图2 经济类型对比

数字时代区域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分工合作的深化与高效化、组织机制的复杂化，不同产业门类的多元技术融合通过范围经济、网络经济效应形塑区域发展的新内涵。利用城市群、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资源富集效应，充分发挥多维网络协同的要素流动与区域共享优势，既可保障广域范围内中小城市的健康运行，又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有学者指出对于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零工经济来说，数字技术应用削弱了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优势，这意味着扩大城市规模并非获得外部经济的唯一方式，这为中小城市的零工经济提供了后发优势。对于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发展数字技术、增加中小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供给，提高地区互联网接入性，有利于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外部经济效益。

3 机遇与挑战

3.1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包容性增长。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科学化分工提高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带动产业现代化，形成区域关联性，最终通过结构创新实现经济行为乘数增长。有助于降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进包容性增长，为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新动力。

数字基础设施的供需仍是区域发展中的矛盾体，因城市群的演进使区域需求具有动态不确定性，信息数据的多范畴、跨领域共享工作的不协调，跨城市共享数据的不充分问题，阻碍了大中小城市普适普惠的数字化发展进程。

3.2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已呈现空间网络化趋势。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近年得到广泛认同，发挥数字经济辐射作用也得到城市群、都市圈等层面的实证检验。从现实来看，数字经济已产生空间网络化趋势，中小城市可以在梅特卡夫效应下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即融入区域城市网络的行为主体越多，各方获得效益越高。

空间正义论视域下应避免陷入数字经济空间极化陷阱。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着区域非均衡发展和中小企业数字资源获取受限的问题。相关实证表明理论上的后发城市借助创新和模仿实现超越性发展在现实中鲜有出现，数字经济发展有进一步向核心城市集聚的趋势，大城市数字服务自给水平好，中小城市所需数字服务依赖大城市，造成中小城市的数字赤字，并逐步形成经济上的数字鸿沟。

为避免大中小城市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落入“区域空间极化”陷阱，区域的协调发展需要从空间正义视域下厘清数字经济促进大中小城市间要素流动的作用机制，并梳理地区节点在网络中的产业分工与竞合关系。

3.3 数字公共服务

数字化公共服务是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十四五”规划期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公共服务网络化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从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等层面赋能公共服务，可促进公共服务在动力机制、供给方式等方面的提升，确保服务的精细化和有效性。数字技术对居民生活决策和获取信息、资源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能够起到提升居民生活便利程度，进而提升居民效用的作用，具有普惠性的特点。

以城市规模决定公共服务配置的传统资源配置逻辑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区域间、人群间仍存在落差。区域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有利于为民众提供生活便利，但也面临着合作互通有障碍，跨域联动成本高等难题。针对我国城市群区域公共服务发展分化态势突出的问题，需要亟待完善区域公共服务共享网络的政策和机制。

3.4 区域治理网络

在区域从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涓滴效应与扩散效应的作用效果发挥均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政府介入和政策引导的缺失会导致区域内两极分化向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而传统的政府治理体系难以顺应治理需求多样化、治理对象多元化、治理环境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亟需改进治理结构与治理模式。数字中国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通过使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进而推动区域治理现代化。

与此同时，由于存在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地方差异，区域之间的数字治理鸿沟问题逐渐显现，成为阻碍区域治理合作的主要障碍，因此如何通过数字化方式实现治理模式转型、弥合数字治理鸿沟是推动区域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亟待考察政府之间（纵向、横向、斜向）、政府内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等多个行动主体间互动现状，进而提出城市群层面多主体、多层级沟通协调的治理网络机制，为区域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政策支持以及制度保障。

图4 京津冀城市群政府报告的议题矩阵

4 响    应

4.1构建区域网络协同模型

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是：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节点数的平方，而且该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即一个网络的用户数量越多，那么整个网络与该网络内的每个节点的价值也就越大。效仿梅特卡夫网络定律，引导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向数字模式转变，构建多主体融入、无缝沟通的区域网络协同发展的理想模型。

图5 梅特卡夫效应解析

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依托、建立“基建-产业-服务-治理”网络协同发展模型，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信息社会、治理网络是大中小城市网络协同的主体。区域网络协同，是以数字基础设施和高快速交通设施为支撑，基于基础设施网络、产业网络与公服网络的耦合，形成大中小城市优势互补的分工体系、实现大型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优化配置、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体制，从而提高各城市协同发展效率、促进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公平发展、实现大中小城市包容性增长。

4.2 搭建区域调度互联互通的数字基建网络

探索适宜中小城市多厂商与多服务的数据级联架构模式。优化数字基础设施联通网络赋能跨区域、层级与部门数据资源调度和互访需求，形成人机物融合的“群智空间”。建设支撑生产、服务和治理等多场景应用的数据开源平台，以应用牵引数据互联互通，实现资源平滑调度。

构建适宜各地的云计算体系，实现高效算力调度为核心，推动中小城市IP城域网与云数据中心网络、中心云与边缘云的深度融合，面向不同应用与负载能力，探索中小城市多目标发展优化的数据资源管理与调度机制。

4.3 构筑区域产业功能互惠的数字经济网络

政府与市场共同构建工业互联网、产业交易、技术合作、公用实验室等共享平台，支撑数字经济产业网络全链路协同，从数字服务赋能产业升级、平台经济助推产业协作、创新网络共享经济红利三方面进行持续优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功能互惠与优势互补。

同时，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挖掘数字经济产业链下游应用的市场潜力，引导中小城市嵌入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网络，畅通区域经济循环。针对中小城市缺乏数字龙头企业、缺乏数字产业生态的问题，聚焦本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差异化打造适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垂直互联网平台。以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为主导的平台经济作为突破口，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发展出根植于本地的数字经济新业态。

图6 广东肇庆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4.4 营造区域资源公平共享的数字公服网络

完善以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系统协同为核心的大中小城市公服网络一体化发展框架，以破除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改变要素流动性障碍，使得公共服务要素能在大中小城市实现互联互通，进而更好地推动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实现大中小城市公服层面的协调发展。如构建医联体式互联网医院、远程教育信息网络等，打通线上线下业务流程，提升中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并与产业网络和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展开协调。

4.5 完善区域治理协同合作的数字治理机制

搭建从投资融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的数字治理网络。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逐步完善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方面的政策及标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通过公共数据确权授权、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收益合理分享机制确立、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完善等具体措施，推动数据跨域双边多边协作。

包容多元治理主体：构建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的协同机制，通过政企信息平台、在线服务平台等数字化网络平台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加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情社会的互动耦合。

共享数字治理资源：搭建跨区域治理的数据信息系统，加强数据共享；培育现实社会和虚拟空间一体化管理的机制，引入“人-机-物”系统协同决策机制；建立数字政府建设对口帮扶机制、健全跨区域数字化人才库；探索纵向嵌入型、内源自发型、政社企共治等跨域治理模式。

5 结    语

在数字中国的背景下，探索区域特色优势产业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共振嫁接点”，揭示“数字基建植入点”“产业创新链图谱”“生产生活服务圈”“智慧治理双循环”等空间网络化布局规律和发展策略，以要素协同共建的空间力量以及数字技术支撑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中小城市的跨越式发展，提出依托城市群、都市群助推大中小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引擎是需要持续关注的议题。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