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5年4月10日，张庭伟教授在同济大学召开的“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上作了题为《城市社会发展及城市规划的作用》的报告。他指出，当代人类社会面对的复杂挑战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带来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新科技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ICT）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贫富不平衡引发非正式活动（Informality）蔓延；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借助于“政体理论”的框架，他分析了当代中国城市规划模式的转变，包括规划的目标从仅仅为了经济增长，转向整合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规划的编制从完全依靠政府，转向政府协同企业、社区共同规划；以及通过规划提出新的社区管治模式。深入讨论了规划对社会发展的四方面贡献：社区规划、战略规划、项目选择及规划理论。

张庭伟教授  美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专家

当代城市社会面临的问题

虽然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但每个社会都经历过，并仍然经历着困难甚至痛苦的进化过程。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变化着的动力因素和已建成的社会体制及传统的矛盾。历史证明：有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社会矛盾无法消除但可以通过好的体制及政策减少、弱化。当代社会面对更加复杂的挑战：

1.全球化带来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当代全球化表现为地缘经济越来越关联而地缘政治却越来越冲突，看似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的矛盾，实质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使地方政府管治当地经济、社会的能力下降。

2.新科技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ICT）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新科技使传统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面临挑战，例如大部分纸质物品，从书本到纸币，都面临淘汰。网络通讯和自媒体打破了政府和大企业的信息垄断，有利于政务公开也增加了管治的难度。应用人工智能来分析社会行为，如大数据技术，在预测时更关注“是什么”及事件间的相关性，而不再深究“为什么”即事件间的因果性。（Schnberger & Cukier, 2013《Big Data- A Revolution》）

3.贫富不平衡引发非正式活动（Informality）在各个领域蔓延。贫富不平衡导致底层自发的非正式活动，在就业、居住、交通等领域蔓延。政府面临如何管治或者适应这些非正式活动的问题。

4.全球气候变化超出任何国家单一政府的能力。人类过度开发引起全球气候变化，带来各种灾害，控制气候超出任何单一国家的能力故需要全球合作，但出于各自利益，迄今难以达成国际协议。

这些问题缺乏社会理论的指引，同时社会上出现“政治疲劳”（political fatigue）， 更多人转向关心实际利益，对价值观等“大道理”的关注度下降。一个表现是经济学家走红，社会学家受冷落。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的问题

中国社会既面临一切国家发展过程中均面临的共同问题，又有根值于中国特点的特殊表现。当前中国主要的城市社会问题包括：

1、网络时代政府公信心面临挑战，希望寻找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公众对政府、专家、企业家，其实是对一切权力者的不信任。”（Cullingworth & Caves,2014《Planning in the USA》）提升公信心的关键是尽量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例如公开如何征收房地产税？如何使用？从而提升公信心。提升公信心需要让公众有拥有感。网络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挑战着传统自上而下的管治模式。管治的新方式必须从理念转型开始，减少由上而下的管治，下放大部分管理工作，鼓励自下而上的半自治管理，让社区成为社会管理（包括城管）的细胞，为此，政府应该给予资金、人才、法律支持。根本而言，提升公信心在于提升全体公民包括公务员的素质，提升公众的理性参与水平。

2、城市中产阶级化，希望借鉴发达国家管理中产社会的政策。

到2022年，中国城市将全面进入中产阶级社会。高、中高收入的中产阶级（可支配年收入10.6万元以上）将增加为2012年的4.5倍，成为城市居民主体。这个人类史上最大的中产阶级未来的消费需求、政治诉求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内在动力，也是未来城市规划服务的主体对象（但不是全体）。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正能量。关键是如何整合他们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特别要关注与低收入阶层的关系。规划师的培养应该增加社区发展内容，同时规划界应该帮助“社会性规划师”增加就业机会。

图1：中国家庭收入及消费结构及变化趋势（来源：麦肯锡）

3、主要城市进入老龄化社会，希望寻求老龄问题的对策。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2011年13.3%；2015年16%；2020年17.2%；2051年将达到4.6亿。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而现实是政府难以负担。例如上海本地人口的社保金和养老金入不敷出，需靠外来人口的税收收入维持城市社会福利体系。虽然上海90%的育龄女性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但仅5%申请了生育许可。（上海市卫计委，2015）

政策具有阶段性，目前的政策应该转向鼓励生育。根本而言，决定生育乃是一个家庭的基本权利。老龄化是又一个普世问题，举世尚无成功的佳例。规划要从设计养老院，转向创新养老制度，包括中国条件下居家养老、社区及政府养老院的资金、管理、社会分工问题，而不仅是养老设施的规划布局及设计标准。

关于城市社会发展的理论：政体理论

联合国人居中心主任 Clos提出的“新城市日程”，包括管理法规、社区管治、城市设计三方面。（J. Clos, 2014《Towards A New Urban Agenda》）它们都和城市规划有关。对于城市问题，可以借鉴政体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

出现于1970年代的“政体理论”认为城市社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社区三方面。

表1 城市管治的四种联盟及其政策

（根据Logan & Molotch, 1987; Stone 1989）

中国发展模式开始从“促进发展”转变为“管理增长”，反映了城市管治联盟的转变，社区地位上升。

图2 政体理论及其扩展

讨论：中国城市社会发展规划

有人类社会开始就有社会问题，故社会问题在历史上有常态性，在空间上有普世性，人类长期产生的理想社会也因此具有普世性。但是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没有普世性，必须按照国情，甚至按照不同地区的特点来制定。因此解决社会问题要从国家层面的城市政策提出框架，然后通过放权到地方层面来落实。

政府的社会政策有两种基本途径：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社会事务。其实质是政府、社会、企业三者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如何进行责任分工。

城市规划作为地方政府的公共职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规划并非社会发展的龙头，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角，但规划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可以落实在四方面：社区规划、战略规划、项目选择及规划理论。

1、社区规划：社区规划不仅是物质性设计，更包含了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估。如当代美国的社区规划，在经济方面的中心是就业（创业、就业/再就业培训）；在社会方面是公共教育、医疗和社会安全；在环保方面是保护绿地、城市农业、食品规划。美国的做法是其发展阶段决定的。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广泛性的社区规划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planning） 而不是社区设计，是努力的方向。

2、战略规划：中国规划界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影响体现在战略规划上。过去30年，战略规划对各级城市的经济及空间发展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规划缺乏社会性考量。

1980到2000年，中国经济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所有战略规划无一例外都以经济和空间的双扩张为主题。制造业高速发展成绩斐然，但是支付了环境、资源及社会代价。由于地方政府的意愿和规划师自身认识不足，战略规划对于增长的代价缺乏考虑。在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对国际经济变化、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减少、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面临挑战等问题上，战略规划缺乏弹性的应变对策。战略规划不够战略。

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把服务业、房地产业当作经济发展的动力，规划也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影响力之一。战略规划同样以空间扩张、建造新城为主题。由于缺乏市场分析及对可持续发展的远见，出现空楼盘、空城镇。这个十年客观上耽搁了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克服体制上“后发劣势”的机遇期。

2010年以来，中国提出城镇化、“一路一带”等发展战略，规划应该主动发挥本职职能，善于未雨绸缪，敢于讲授真理，减少不确定性，增加应对变化的弹性，吸取经验，减少失误。增加规划的社会性考量，如对增长的代价、发展的弹性（resilience）的考虑等。

3、项目选择：规划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表现在项目选择上。规划工作的中心是公共产品而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性的工作如抗震救灾规划是规划对社会的重要贡献。增加对弱势社区的关注而不仅仅是规划中心区或新城，项目选择本身就反映了规划价值观从局限于经济发展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从锦上添花向雪中送炭的转向。

4、规划理论：规划要对社会发展有贡献，规划理论必不可少。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 中社会学、经济学是两大主体。中国的城市研究受经济学影响很大，但社会学的研究有待加强。发达国家的社会学理论丰富而复杂，极端的观点往往抓住人的眼球却抓不住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介绍国外理论时，应该介绍背景，认识到保守的理论和过于激进的理论同样于事无补。

总之，2015年以后的中国规划进入了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整理：李家兴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博士研究生）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专家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