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4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吕大乐（中国香港）教授在同济大学召开的“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的平行论坛上作了题为《本地人的处境：全球城市社会分层的转变》的报告。以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例，对全球城市里转变中的阶级分层作出思考，突出“联系的社会这个角度对了解香港发展的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吕大乐（中国香港）教授

吕大乐教授首先指出其文章是采用实证方法，研究全球城市正在改变的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他总结了前人关于全球城市社会分层的研究，认为过去有关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讨论，基本上都是聚焦于国家层面的问题，而鲜有在城市的层面去研究相关的课题。这可能跟一种对城市生活的假设有关，认为城市居民的流动性很强，他们的身份与认同均属于过渡性质，因此对于城市重构的过程给当地居住人口所造成的影响及其社会含义，便没有加以注意。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有关全球城市社会分层的研究，偏向于分析移民工和劳动力市场分层的状况。当然，研究人员也会注意一下经理及专业人员的情况，但甚少会全面地了解劳动力市场的转变对地方的阶级结构的冲击。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我们更常见到本地人在逐渐失去其优势的情况下，出现社会张力和不满。而这些不满已不再只局限于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一群人，而是扩散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被替代的中年管理人员。随后，吕教授抛出了“我们需要了解本地人吗”这一问题。城市要有流动人口，竞争与成功才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城市是从其周围开发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中心。探索城市的发展，很少研究是从它们邻里的视角探讨正在改变的社会结构。本文从“联系社会学”的相关性，探讨香港的发展与周边地区的关系。Gurminder Bhambra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联系社会学的概念，包括他最近的著作《重思现代性》（2007）和《联系社会学》（2014）。

接着，吕大乐教授论述了香港经历的上述问题的变化。“一国两制”是政治妥协的产物，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然而这个特别行政区仍然跟国内周边地区分隔开来。大陆人去香港必须申请签证，中国的管理制度（比如户籍制度）也与香港人无关。当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遗憾，不可能说改变就改变。然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金、经济活动、人口统统不再受制于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城市--尤其是全球化城市--可以对周边地区产生一种支配的作用，以它们为中心，发展出一种以区域为载体的商业运营单位，超越了国家政治及行政管理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中期更为明显，香港把珠三角作为它的产业腹地，通过产业北移而形成了一个曾被誉为“世界工厂”的区域经济。大前研一对“无边界的世界”的想象里，香港与深圳在1997年前的经济整合，便是一个这类超越政治行政框架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例子。中国的发展，为香港带来新机会。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职业结构的转变是相当明显的，由早期机台及机器操作员及装配员、工艺及有关人员占上一定比例（如1992年仍占近三成），到了2005年则从事蓝领工作的人士，只占全部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一成而已。发生这种替代的现象，不难理解。港商迁厂到珠三角一带，目的之一就是要利用当地供应充足的劳动力。所以，除了最早期一段短时间，产业北移并没有带动大批香港的中下层劳工到内地就业。香港的半技术及半技术劳工基本上都因为迁厂而被逼离开制造业。至于一些技术工人及管工，部分有机会随厂北上而有机会升职，担当一些管理工作。到2010年，超过八成为经理及行政级人员和辅助专员。上述转变反映香港在内地经济的角色变化，但这同时也表示原来那个可以兼容不同职业的系统，逐渐变为专攻服务业，而且以较高层的职位为主。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学历不断有所提升。拥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20％左右，到2005年已超过四成。这多少反映出他们所出任的职位的要求，尤其是那些专业及辅助专员的工作，较为重视学历及专业资格。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学历成为争取到内地工作的重要条件。而在年龄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有接近1／4在内地工作的港人的年龄在20-29岁之间，但该年龄段的百分比自从踏入20世纪90年代便一直下跌，到了2009年更是下降至不足一成。而在2010年，近四成在内地工作的港人，年龄在五十岁或以上。若从年龄中位数来看，则由1998年的39岁上升至2010年的49岁，到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多属有一定经验及资历的人士。而这跟前面谈到的他们的职业，基本上是一致的。接近一半在内地工作的港人是担任经理及行政人员，需要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大学刚毕业或踏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雇员，不会是雇主们的首选。资历丰富的经理人或专业人士，才是多数企业有意招揽的人才。而聘请那些香港居民到内地工作的企业或机构，绝大多数是香港公司。这也就是说，港人到内地发展，主要还是要去香港的公司，在港受聘之后，派遣他们到内地工作。以上数据说明，香港进入内地的确为港人带来了新的机会，在2004年于内地工作的港人就曾经占总就业人口的7.2％。而在个别职业上，其比率就更高了，如专业及辅助专业的比率大概在10％，而经理及行政级人员则高达1／4，意味着当政府统计处进行调查的时候，在众多担任经理及行政级人员的香港居民之中，约1／4的人在统计前十二个月曾在内地工作。由此可见，在中产阶级的两个主要职业组成部分--经理及行政级人员、专业及辅助专业--当中，不少位置是通过这种“中国机会”而产生的。所以，“中国机会”的确存在，确实为香港社会注入了新的元素。但与此同时，我们亦应从上文观察到，“中国机会”并没有全面地对不同背景的社会人士开放。除了早期能为一些制造业的技术工人、管工、指导员带来过机会之外，他们很快便被取代。自此以后，有关的机会集中向拥有较高学历或工作经验，并属于经理、行政人员及专业人士方面倾斜，令能从中受惠者，大大缩小于某类人士。现时的香港正处于一个困局，要在区域融合的问题上争取主动，它缺乏这种准备。就算改变态度，它也没有足够能量去启动转变，同时亦没有工具去实践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显得被动。而当香港以被动的方式去面对区域融合时，外来的冲击远远大于开拓出来的新元素，令融合成为威胁。如此这般，消极情绪抬头。对于融合，就更加忧虑、抗拒。香港以全球化城市自居，不仅未有超越边界，反而处处受制于边界所造成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束缚。卡在这个位置上，进退维谷。

（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专家审阅）